无疑，读中国历史是一个痛苦和迷惑的过程。

每一个人读史，大概都会读出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是，这种读史的感觉恐怕是共有的。

鲁迅先生从中读出了“吃人”，李宗吾先生读出了“厚黑”，还有的人读出了“潜规则”等等，不一而足，从而来解决自己读史过程中的迷惑。

那么，我从历史中读出了什么呢？我曾经长时间地进行了思考。

一则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高纬“观蝎取乐”的史料，蓦然之间启发了我。

后主高纬问他的哥哥，官僚恐怖分子兼南阳王高绰：“什么最好玩？”高绰说：“把人扔进盛有蝎子的容器里，看蝎子螫人，最好玩不过了。”

高纬立即让人连夜去捉来两三升的蝎子，都放在澡盆里，然后随便把一个人的衣服剥光，扔进澡盆里。看到那个人被螫得哀号不已，高纬“喜噱不已”……

这个盛满蝎子的澡盆，像极了一个字，——“蛊”！

这是一个创制极早的字，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法对“蛊”作了象形的“图示”，即在一“皿”形的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繁体字写作“蠱”。

　　关于“蛊”，《隋书·地理志》说：“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

　　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记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宋代郑樵的《通志》也说：“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

…………

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一句话，所谓的“蛊”就是：许多的毒虫在一个容器之中，互相吞食，它们当中的一个把其余的都吃掉，这个活着的毒虫，也就是这个最毒的毒虫，称之为蛊。

我们无法想像这只蛊是怎样在毒虫堆里脱颖而出的，但是，这只蛊肯定是最为阴险狠毒、狡诈无耻，最为勇敢、机智、聪明的那一只，是一个大奸大恶大智大勇大伪的复合体。只有这样，它才能战而胜之，才能成为一只蛊！

成为了蛊，基本上就脱胎换骨了，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建立不世之功业。

我们的历史就是一只蛊，左一部史，右一部史，无非是在一个不乏华美的容器里一部接一部造蛊。所谓的一治一乱，乱，就是许多的毒虫在这块土地上相互吞食，所谓豪杰并起，群雄逐鹿；治，就是一个蛊产生了，大家都消停了，所谓圣主临朝，太平盛世。

此后，我以蛊解史，顿觉豁然开朗起来，一切迷惑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华美的外表之下，我们的历史总是多灾多难，充满了鲜血暴力，背叛出卖，阴暗卑劣，寡廉鲜耻，一地鸡毛，令人目不忍睹。我常常说，读史的时间长了，读的多了，恐怕会留下心理阴影，会让人心理阴暗。

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仁人志士忠臣良将，品行才学，出类拔萃，却往往得不到成功，运气好一点的老死山林，差一点的不斩首弃市落个全尸就算是皇恩浩荡了。并且，品行才学越高，他的境遇就越惨，屈原投水，嵇康砍头，此其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人们常常仰首慨叹“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好人不长寿，祸害万万年”，一个好人是绝对成不了皇帝的，他甚至都不能为一个官员。然而，更为可悲的是，一个好人，一个良善之辈，一个具有所谓妇人之仁的人，如果君临天下或者是统率一方，大多会造成更大的灾难，人民会遭受更大的痛苦。朱棣们，严嵩们、秦桧们和魏忠贤们总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一路所向披靡，高奏凯歌……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一只蛊！是一部相互吞食、锻炼成蛊的历史！

所以，我们的历史充满了鲜血和暴力。所以，志士仁人们才会“不合时宜”。他们不识蛊性。他们无法成为一只蛊，他们无法成为一只毒虫。他们甚至无法成为一只平常的虫子，无毒的，菜青色，肉乎乎的那种。

晋时，孙登曾经对嵇康提出忠告，说：“你才多识寡，恐怕在当今这个世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孙登所指出的“识寡”，就是嵇康没有充分认识到司马氏的“蛊性”。

蛊的种类比较多，大大小小有十一种，有蛇蛊、金蚕蛊、篾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肿蛊、癫蛊、阴蛇蛊、生蛇蛊。

我们的历史里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蛊，一个历史时期一只蛊，一个地方一个蛊，一个行业一头蛊，一个环节中一条蛊。容器有大小，蛊也有大小，大蛊统率镇服着各方的小蛊，小蛊统领着更小的蛊。

大蛊可以随心所欲吞食小蛊，享用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怕的是大蛊还不能轻易地除掉，“一盗既除群盗起”，曹操说，假如没有他，“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说的没错，结果只能更坏。

小蛊有时可以变成大蛊，但是，大蛊一般不会变成小蛊，哪怕是它表示臣服了也不行。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邺投降以后，身穿军服，手执画戟充当过汉帝刘聪打猎的前导，伺候过刘聪换衣服，还当过服务生斟酒，但是，刘聪还是没有放过他；后主李煜甚至把他的心爱的小周后都贡献了出去，还是不免被宋太宗赐以“牵机妙药”毒杀。……

大蛊小蛊如同走马灯一样，生旦净末丑老虎狮子狗，你方唱罢我登场。

历史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连环套之中，每一次的王朝的更迭，都绝对不是把前朝的历史进行重新地简单复制。为了避免被吞食，蛊们的毒性与手段就不断进行升级换代，更毒更狠更狡猾，不求更毒，以求最毒。为了杀掉一个毒，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更毒的毒。以毒杀毒，以暴易暴，饮鸠止渴。

历史就在这个连环套中，来来回回，循环往复。一治一乱，一兴一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论治乱兴亡，都是生民涂炭，换来后人的一声长叹。

其实，在这样的治乱兴亡的循环里，蛊们也在劫难逃，始终避免不了被吞食的命运，这似乎是注定了的宿命。不论是文篡武夺，还是禅让巧取，以此始，就要以此终。所有的一切，“到头来，谁把秋捱过？”，最终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是伟大的，他看到了这种循环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所有的一切都是痛苦的，更是悲怆的。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看的真准，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

可是，杜牧显然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蛊性，如果一只蛊，能够哀之，鉴之，那么它还能叫做蛊吗？假如它能够哀之，鉴之，历史的经验教训会告诉人们：蛊只会哀它的毒性不够，它会借鉴成功与失败的各种案例，以增强毒性。所以，《六韬》《三略》《鬼谷子》《三十六计》等蛊文化应运而生，集阴谋诡计、狡诈权变、逢迎拍马、帝王心术之精华，就是所谓的奇谋妙策、文韬武略，上可安天下，下可治庶民，日常生活加以灵活运用，也可收到奇效，是为人处世的必备良药。

不过，当一只蛊修炼到其本身的毒性无以复加的时候，它告别的时刻也就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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