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商业界最时髦、最大器的词之一便是“可持续发展”这五个字，英国甚至成立了相关的官方机构。这个词听起来颇为玄乎，它似乎和企业社会责任、环保、慈善、和谐社会等等概念紧紧的挂勾在一起，但也因而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涵义，有些人觉得是企业社会责任为重，有些人认为是环保、有些人看是是济弱扶倾的事业、有些人将之看作企业公民，也有更宏大思想的人认为那都是包含在可持续发展系统之中，不论如何，这些都也更增加了“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的吸引力。不论叫什么名子，这词给工商业带上了一个高尚而美丽的光环，好像传达出了一个意思──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可以帮助挽救大家赖以生存的地球。很多公司设置了专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部门，拿出贴满青山绿水宜人风光相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来宣传。

长江商学院项兵院长日前特别就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主题举办了一次讲座。项兵一开始便很谦虚的说，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他愿意跟大家份享一些视野。首先他对中国经济的模式做了解剖：“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GDP占全球比重 6 %，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者，每年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同时拥有世界最高额的外汇存底，拥有全球最多的美国国债，而且很快就要从第三大经济体升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确，在短短三十年内，能达成上述指标，绝对可以用“惊人的”来形容这些成就。中国不仅证实了社会主义发展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同时也让那些中国崩溃论的预言不攻自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中国付出的代价其实不少。

透过项兵的话，使我们开始反思的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努力争取国富民安的过程中，不断地建立高消耗、资源出口性的产业，这些产业是在某些程度上大大的提高了城市的发展和百姓的收入，但同时也加大了资源的消耗总量。中国是个大国，另一层意义体现在中国是“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中国的焦炭出口从1991年的108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1450万吨，出口粗钢3434万吨，铝材70万吨， 1.04亿台彩电及整套散件， 1217亿美元机电产品，生产与出口这一切要消耗多少能源资源？从1990年后的十年内，中国的GDP增长不到150％，消耗掉的石油却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成了世界的第一资源消耗大国。

“中国的经济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出口就站了整体GDP的40%。这种经济模式应该要有所转变。”项院长说。

不少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高增长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能否保持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现代的经济增长首先依靠人民掌握的技术和技能的不断增进。除了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的快速进步之外，妨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

项兵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为抓住高价值低投入，把成本竞争力串联起来，不仅让劳力成本成为竞争力，同时也让投资成本、环境成本也成为竞争力的话，虽然一时中国经济可以增长很快，但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会真正提高，也中国经济也走不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已成为我们内在的迫切要求。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掀起波涛的时刻去高谈“可持续发展优于一切”其实是遇上了不少挑战。现在“可持续发展”承载一个全新的含义─—“要想谋发展，企业先赚钱”，要不然就要降工资了，更惨的时候是要倒闭宣告破产。为了维持生存，大部份公司都大力削减了开支和劳动力，不愿让员工有更多的休息以便为企业有所贡献，而市场上一般消费者也夹紧了钱包，不买绿色食品环保产品，因为这将使他们付出更多钱。很多企业已经将他们“可持续发展”的论调放低，转为“企业要增长”的口号。强调“企业第一个责任便是要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堂而皇之要削减那些还没完成的“可持续发展”预算。

项兵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放长远看，要用可持绩性的发展眼光看待，不要短视。中国的子子孙孙将会因为我们现在的选择决定是蒙灾或是蒙恩。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像一头充满动力的火车头，机械式地沿着发展轨道勇往直前，巨大的前进动力，不仅让国家整体富庶起来，在金融危机当中也起到了拉动全球经济的作用。

中国今天的商业成是第一批优秀的商人敢闯敢拼的成果。项兵博士认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培养了一批富有的商人，但没有培养出一批伟大的企业。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家人格上培养上是被忽视的。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做得很好，现在中国需要第二代的企业家，也就是企业家2.0的概念，项兵博士说：“他们必须在想法和视野上的价值观能和世界接轨，否则中国很难能出现被称之为伟大的企业家。”

其实一切都是主动的，操之在我。虽然中国是制造业的天下，先要有订单才会生产，产业跟着市场走的规律很明显。但生产上游若能动点脑想出供应的多种选择，那么理论上也会给采购者设立了多层的选择性。要转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识，企业不仅首先要研发出与常规产品相当的质量的替代品，供货商和制造商甚至可以主动推出更好的产品，供采购者选择。虽然目前消费者对实用性、可靠性和耐用性的考虑仍然重于产品的生态保护性。但事实上，要解决他们的观念转变问题不是做不到，只要绿色产品比那些传统的常规产品做得更好。

举个例子，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节能荧光灯管。最早的荧光灯管价格较高，而且也比常规灯泡难买到。但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通用电气公司推出使用5个月就可以抵消成本支出的口号，而且打通更多销售渠道建立销售网点方便消费者购买。沃尔玛承诺在2008年销售1亿个节能荧光灯管，并把它们放在货架的显着位置来配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荧光灯管的推广也是得益于“能源之星”项目成功地开展“更换灯泡，改变世界（Change a Light, Change the World）”的运动。这一成果增进了人们使用节能荧光灯管的意识，带动500,000人保证使用有能源之星标识的节能荧光灯管替换传统灯泡。这是一个供应改变需求，成功培养客户的案例。

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丰田汽车设计混合动力车普锐斯，来满足节能环保的动力消耗模式。丰田汽车增强了普锐斯车型的马力，并且引领了一场旨在推广“快速、宽敞、节约”的机动车的运动。结果他们大规模消除了人们早期形成地认为普锐斯混合动力车的动力低于非混合动力车的印象。

项兵院长认为，中国必须尽速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们必须熟知全球的价值视野，具有价值洞悉力，有重新调整价值系统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思维。在美国，企业的价值比序先是股东，再来是客户，其次是员工。在日本的比序先是员工，然后是供货商、客户，最后才是股东。而中国呢？中国要尽快“找到最好的自己。”

中国新一代的商业领袖最好是有开扩的胸襟，像俄罗斯新一代的商业领袖，他们就懂得欣赏、驾驭、并且在多元文化里如鱼得水。中国企业家们不要光想把企业交给自己的后代经，企业能长青立万年基业，可以是任何一国的专业人士来掌舵，这才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且中国人要超脱小我大我的概念，要追求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多赢。许多事情要考虑的是长远的利益而不是短期的好暴利。

项兵认为，我们中国人要对自己的限制有所认识，也要谦卑，和容忍。我们该做我们擅长的事，找到我们自己擅长发挥的领域，不要去争取做我们免强还做不好的事。这才能“可持续发展”。

2009年各国政府将会各自面临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考验。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峰会就是要讨论签订一个“后东京议定书协定”，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面要避免经济增长放缓，一面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来减少碳排放量，大家的压力不断加大。事实上，如果这个努力失败了，这就意味着大家完全放弃了寻求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取而代之的，必定是转而关注大家该怎样去适应这个气候变化，而不是阻止它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