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央视春晚有一首预先没有安排，是观众们通过电话要求播出的歌曲，当时主导不敢定，经紧急请示后才通过电波传到国家每个角落。须知当时此歌己被批为‘靡靡之音’，而歌唱者被批为‘黄色歌女’。而且这首‘禁歌’，用的是一种新的气音唱法。从传统的思想标准、艺术标准来说，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此歌一经播出很快在无数城市里流行开来。这歌叫‘乡恋’，原是一部与王昭君有关的电视专题片的插曲，抒发的一种大爱之情，技巧上也有所创新，但因为有悖‘传统’，所以令听惯了‘革命歌曲‘的‘权威文人’很不舒服，他们才不管广大百姓的感受，利用手上的权力，对歌和歌者进行广泛的批评。幸亏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正在全面落实，而管此事的领导人物恰恰是吴冷西【据传此公当年差点被人推到‘右派’边缘】，是政治势力搏奕的胜方使这首歌成功。事实再一次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时时刻刻都在‘政治’的巨手笼罩下。由于正当机遇时刻，以后的中国歌坛承认了通俗歌法的地位，使原先的美声和民族歌法多了一个亲兄弟。而歌者也被音乐界普遍承认为通俗歌曲第一人。

湘女李谷一此时正值‘不惑之年’，对她也可称为解惑之年。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中国歌唱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开辟了音乐新领域的李谷一和‘乡恋’必将载入中国音乐史。而反对派当时持有的理论可追溯至半个世记前形成的思维模式。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是早期’革命音乐‘代表作。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是无可否认的，即使在当代也有可借鉴之处，如其灵活运用河北、山西民歌和戏曲的音乐元素，塑造出人物鲜明的音乐形象等。但使’白毛女‘至今地位崇高的是它的主题思想，即’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正是这种思想，使带领人民创造’新社会‘的运动和斗争，成为寄托整个民族的希望和力量。在此基础上，文艺有了明确的目标，旗帜上写着’为工农兵服务‘，而其实质是’为政治服务‘，具体是为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服务。在音乐界这样的配合运动的例子举不胜举。长期以来，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统统成为政治运动的鼓吹者、或图解者。但音乐岂能被单一内容所束缚。所以，虽然‘靡靡之音’一次次被批判、被打压，但风潮过后仍然被传唱，只不过由于传播管道被制约，无法在艺术层面得到提高，显得缺乏长久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如当年的歌剧‘刘三姐’，尽管艺术感染力在同期歌剧中属佼佼者，主题思想也切合政治要求，但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如当时有‘主旋律’一说，‘刘三姐’肯定是不在其中的。而歌剧电影’江姐‘等是单位集体组织去看的。虽然仅是一部歌剧，但可以看出艺术价值观是以政治价值观为取向的。

到六十年代中期，所谓革命歌曲达到至尊无上的位置，即使在艺术院校音乐专业的教室里，也难以听到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代表作品。更不要说中国‘封、资、修’的东西了。禁声、禁色、禁人类追求的一切美丽的浪漫和温暖的情怀，所谓‘红色恐怖’充溢九洲。而‘革命歌曲’是以歌颂文革为唯一内容。文革结束后，音乐界才慢慢恢复过来。和其他专业一样，在运动中逝去的英才和十年教育空白期，形成严重的人才奇缺。幸亏’红色风暴‘并没有深及他地，每种专业人才从各地涌进国门，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复苏和发展。但是，艺术作品的标准由于国情的需要，依然顽固地墨守成规，所以才有了对’乡恋‘和李谷一的批评之音。

在’乡恋‘风靡城乡的次年，北京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开始自己的演唱尝试。崔健、刘元等人组成了“七合板”乐队；严刚、孙国庆、臧天朔等人组织了“不倒翁”乐队。国人并不熟悉的摇滚乐先后漫卷各城市。与此同时，一大批原创歌曲由于表达了人的多种情感，有些作品至今仍在民间传唱，后又被官方媒体承认，正式与‘歌德’作品分庭抗礼，但又相安无事。在这段时期，中国音乐有走向‘百花齐放’的趋势。

但好景不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使音乐界的’老运动员‘们收敛起不少锋芒。’主旋律‘歌曲借助政治推力，很快就从占领、进而霸占主流媒体。几届央视春晚黄金时段，都是由那个军人女歌手独唱。这种军人歌手能在国内歌坛成为花魁的现象，在世界军事史上大约独此一家。据传此女后沦为某罪犯的胯下玩物，真不知是何人蒙羞，还是‘一切向钱看’思潮宣传的后果。尽管政客遗老们如此卖力推崇‘主旋律’及其法相‘歌德派’，但民间音乐家们仍然不断有好作品，有些甚至成为坊间流传的经典。人仍万物之灵，其感情和欲望是无法量化的。音乐作为‘人类灵魂的语言’，只能尽其所能地力图表示出人类细腻而复杂的感情，虽然中外古今有无数音乐家为之而穷尽终生，但依然无法完成对人类感情的表述之万分之一。拿最常见的喜怒哀乐来说，喜又可以细分为多少种喜呢？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由此可见，无视人类发于自然的感情世界和欲望诉求，’歌德‘也罢、‘主旋律’也罢，只是一厢情愿地幻想成为乐坛坛主。须知，自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盲目自大，最终失控而自称是‘中心’。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实在太多，就以近百年来说，也是比比皆目。

可能忙于政务【近几年各类政事确实层出不穷，并有漫延之势】，也可能是定夺前的斟酌，近来对文艺的管理比较放得开，音乐界又一次看到’百花齐放‘的前景，但守旧势力依然强大。这种思潮至今不承认，音乐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克莱德曼之所以受人拥戴，就是因为这位‘学院派’神童并不一味摒弃通俗音乐的表现技巧，而是在演奏中巧妙运用之，使古典名曲更易被听众理解和接收，最终成为公众承认的钢琴王子。但我国的守旧派不以为然，他们用重金引进一种电脑系统，据说这种系统输入原歌手的作品作为范本，而参赛歌手以自唱来比对范本的‘音节’、‘音调’等，进行打分，最后评定优劣。在此，完全否定了歌手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表现能力，僵化了歌手的再创作空间，使歌手和受众亦步亦趋地走进艺术的死胡同。音乐作品词、曲的初稿，仅仅是创作的开始，接下是修改和定稿，然后才是歌手的理解和诠释，最后完成于受众的鉴赏和评介。现在抽掉当中主要环节，把艺术当机器制造，谈得上艺术创作的生命力吗?没有生命的艺术还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吗?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不少地方已准备用‘红歌大赛’作为献节大礼，但愿能有较多真实反映国人情感和欲望的原创作品出现。所谓‘真、善、美’，其中‘真’是基础。离开‘真’而妄论‘善、美’，其实是对公众的欺骗和愚弄。

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浮燥心理，尽管原创歌曲不少，但其中精品佳作实在不多。近年乐坛涌现出一批天赋和悟性相当出色的歌手，但翻唱太多，而自创太少，这其实也影响、甚至妨碍了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能力的进步。于是，能自创并表演的歌手显得格外可贵。在这些年轻个体和组织中，‘花儿乐队’可算在第一方阵中。但，近传其主唱疑似吸毒，在此谈点个人看法。虽然，作为偏爱中外古典音乐的嗜听者，对类似‘花儿乐队’的作品听得不多。

但我依然喜欢‘花儿’们。这帮年少气盛的‘京少’们藐视所谓‘权威’，在生活态度和音乐风格上敢于标新立异，打破了‘万马齐喑’的闭塞而昏黄的沉寂，展出了大胆无忌的少年特性，企图勾勒音乐创作全新的思维走向。尽管他们最终可能会被陈旧的传统习惯同化或吞食，但他们所代表的新生思想肯定‘自有后来人’。至于吸毒，首先应该责问这种越来越多事件的社会原因，而不能一味地把板子打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想一想吧，反贪是愈反愈多，而禁毒也是愈禁愈多。原因何在？对比被搬上主流媒体春晚的那种原始而陈旧的艺术形式，‘花儿’们对艺界旧秩序的无所顾忌的冲撞，多么难能可贵，多么无畏可爱。

‘生命之树长青’，那么音乐的生命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