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期迷失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让围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身边的铁幕不复存在，生活也不会再被秘密警察监视，“人民民主”变成议会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人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一切都表明，前社会主义国家正走在通向“资本主义幸福”的大路上。但人民幸福感是否提升，对生活是否满意等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

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比前13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居民改革前后的生活满意度后，得出一个结论：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居民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下降。题为《迷失在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生活满意度》将发表在8月号的《经济行为和组织》杂志上。按他的话说，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迷失在过渡时期”。

十一国生活满意度普遍降低

已经出版的一些实证研究著作，在研究东欧各国过渡期间的生活满意度时，通常只涉及一个国家，截取的时间段也不尽相同，缺少理论支持和确凿证据指明过渡时期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问题。理查德·伊斯特林则是对德国、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13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9年过渡期中的第一个10年作为截面进行分析研究（德国研究时间为1990—2005年，研究范围应为前东德区域）。

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曾提出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悖论认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感增加。伊斯特林指出，收入达到某一程度之前，幸福感会随之增长，但过了这一阶段，两者的关系并不明显。这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经济学中“财富增加导致幸福感增加”的观点。

在伊斯特林的研究中，他将生活满意度细分为工作、健康、家庭收入、育儿、生活水平、住房、商品供应、环境、邻居等与生活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的指标进行前后对比，最后计算出一个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用数值从1（=不满意）至10（=满意）来表示。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13国中德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6.59到2005年降低到6.32。其他12国在过渡期的10年内，其中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10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立陶宛降幅最高，为0.92.仅有斯洛文尼亚、捷克两国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在过渡期内有所提升，分别提升了0.94和0.03。

生活满意度的个人差异在前苏联解体后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年龄和教育上。30岁以上的人，已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比起年轻人更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生活不满。退休者也会面对养老金缩减的困境。至于男性与女性 ，在生活满意度上的下降幅度差不多。在社会压力方面，例如离婚率、自杀率和本地犯罪率上有显著上升，酗酒者和毒品使用者也增加了。

未来的不确定性主导生活满意度

警察国家的瓦解和许多过渡国家广大公民的政治权利，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生活满意度能够提升的重要因素，但伊斯特林的研究显示，“不利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胜过政治因素”。他指出，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诸如家庭、健康和工作主要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与幸福的关联度要大得多。

在这13个国家的过渡期中，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普遍而且长期存在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东欧巨变之后，所有政权开始自由选举，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同时根据1990年确定的“华盛顿共识”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来自美国和西欧的芝加哥学派顾问为他们设计改革道路，指导原则为“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最终目的是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转变成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国营企业私有化成为当时各国的主要任务。

在这场“去除共产主义癌症”的运动中，这些国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济的突然崩溃，在几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到约是1989年水平的50%至85%。虽然随后国内生产总值有所恢复，但到1999年很少恢复到最初的水平。

由于实行财政紧缩和私有化政策，各国不同程度上出现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工资降低，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原社会主义的时代的福利费用被大量挪用的现象。这些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波兰电影在1990年代的新浪潮中恢复了批评现实主义的手法，电影主题大多是强盗富翁及没有前途，沉湎于酒精、暴力和毒品的年轻人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们对未来的焦虑。

1999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刊登卡罗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欧：天堂的贱民》，文中说“前苏联帝国的居民饱受突然间融入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后果，对“资本主义幸福”失去了幻想”。该文章举例说，“每5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人放弃了从现在起需要付费的医疗和放弃买药（过于昂贵）。住在城里的人对于是否打电话求救医疗急救部门往往犹豫不决，因为救护车里如果有医生，也是需要付费的。首都的房价高得惊人，有两份中等收入的夫妻要省吃俭用80年才能买到一套50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

人人有工作是最重要的

    在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工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在人们评价生活满意度时占非常大的比例。因为工作情况能够反映个人的家庭收入、生活水平、消费能力等，也可以反映出国家的经济状况，因而受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双重重视。

变革开始后，虽然市场化改革使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一定恢复，但由此产生的失业率上升、工资降低、贫富差距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较好弥合。以剧变中最具代表性、曾被称为“欧洲虎”的波兰为例，据波兰权威统计资料的数据表明，1990～1999年失业呈逐年上升之势。伊斯特林也证实许多国家失业率从接近零上升至两位数，“贫困和不平等...从过度时期就开始急剧增加，到1999年也没有表现出缓和的迹象”。

伊斯特林的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过渡期内德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10国，最后一年统计的基尼系数都比第一年有所增大，表明上述该国10年里的贫富差距在加大。

更重要的是，工人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收入，变成改革后市场经济的相对收入。绝对收入时代，可能人们预期幸福感或多或少地遵循变化中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在相对收入时代，如果幸福感保持不变，人们只能适应经济变迁。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卡尼曼“损失厌恶效应”，即人们对财富的减少（损失）比对财富的增加（收益）更为敏感，而且损失的痛苦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不过，前苏联瓦解后人们对物质生活确实满意多了，包括生活水平、取得物品的便利性和整体状况。自1989年起，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5%。这些国家的居民在回答有关物质财富的问题时，指出了好的指标——赤字消失，生活水平提高，环境状况改善。

目前，虽然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正在逐渐提升，但此时释出这组生活满意度数据所暗示的信息是，人们对工作、健康、家庭生活及生活水平的担忧一直存在，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回应。伊斯特林评价说，如果在经济学家制定过渡政策中意识到更广泛的政策目标，也许就“迷失在过渡期”就会少一些。用某学者的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个别群体生活的绝对水平，而是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有人赚大钱不是最重要，人人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发表于《凤凰周刊》，以刊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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