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读水浒》
序
● 丁永林
黄河流过梁山泊，奔腾在齐鲁大地。左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右岸则是绵延起伏的山岭。在黄河南面的群山中，巍峨的泰山拔地而起。泰山是五岳之一，因居东，故名东岳。主峰海拔一千五百二十多米，周围一百六十华里。泰山耸立在齐鲁大地，高摩云天，下接平原，睥睨黄河，俯瞰大海，在群山拱卫下显得无比雄伟、庄严、挺拔，被古人尊为诸山所宗，故又名岱宗。
实际上，在我国众多的山岳中，泰山也算得上最古老的“长辈”了。古地质学称泰山是华北古陆的中心，也是全世界著名的古陆中心之一，全山由最古老的变质岩——片麻岩组成，推算起来，它至少在七亿年以前就耸立在地面上了。那时侯，我国的许多名山大川还没有“出世”，地球上也只有低等的原始生物。此后，地壳经历了许多大的构造运动，地覆天翻，沧海桑田，而泰山却安之若素，巍然屹立在华北古陆的中心。
据史书记载，我国历代帝王有七十二个来过泰山，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为封禅。帝王登泰山，封禅祭天，无非是以泰山为祥瑞而欲国泰民安，一统天下。而在人民心目中，泰山却是崇高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泰山文化博大精深，吸引着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之倾心研究、挖掘。不知你曾注意否，古典文学学者刘传录先生独辟蹊径，将水浒文化引入泰山文化圈，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成为泰安独领风骚的水浒专家。正因此，不仅他的几处“博客”人旺大增，他本人自然也成了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座上宾。
洋洋几十万言已经摆在面前，相信读者自会体会。下面的文字来自水浒故事发祥地——梁山泊，就作为本书内容上的一点补充吧。
一
《水浒传》是以梁山泊展开故事情节的，其中第十一回有“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里”句。但现在要想领略一下当年那水乡泽国的风光，自然是做不到了，以致不少人怀疑施氏笔下的的方圆八百里水乡是故意耸人听闻的虚构。
这样的怀疑绝非今有。早在三百多年前管辖梁山泊地盘的寿张县令就发生过类似的“高论”：“梁山泊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家之惑人耳”。古人因只见十里之水，就怀疑八百里之说为虚，今人连一片水都难看到，难怪怀疑八百里梁山泊存在了。
其实，“八百里梁山泊”是历史上从五代到元末期间，鲁西南地区的一个以梁山为中心的大湖泊，北宋时“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今东平县斑鸠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部到梁山县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周长）四百余里，面积达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而随着自然的变迁，这里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而已。
梁山泊地处在鲁中南山地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西部边沿，在地质史上，原是一片汪洋，由于地壳运动的作用，在古生代末期，最终脱离海洋而上升为陆地。中生代末期，强大的造山运动（地质史上称为燕山运动）使它处于泰莱山系的隆断区和徐州拗陷区交接地带，受不同方向应力影响，形成了从南到北的大断裂带。
新生代第四纪起，黄河开始泛滥，这里因处于黄河下游，长期为黄河泥沙淤积，地势日渐增高，低矮的山头为泥沙所覆没，较高的山峰则保留在泥沙之上。其东北部是泰山系的群山和丘陵、平原，北、西、南与华北平原相接。汶河水系的古河道自东向西呈扇面分布，形成向西微倾的坡状地势，古济水及黄河泛道自西向东北流来，形成向东倾斜的地势。两个扇面在这里交接，成为东西两面的地表水、地下水汇集的湖盆式洼地。
梁山泊的前身是古代的大野泽，其水源主要是古济水和来源于泰莱山区西坡的古汶水。古汶水来源相对稳定，而古济水是黄河的一个分流水道，因此，大野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势大小，直接受黄河决溢及河道变迁的影响。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濮阳西南刘堤口一带）决口，溃水经濮县（今范县濮城）、鄄城、郓城、巨野注入大野泽，又溢出夺泗水、淮河入黄海。决口屡堵不闭，行河达23年之久，至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刘彻亲临现场监督才将决口堵住。这是黄河流经鲁西南地区的开端。这期间补给水量大增，大野泽一带一片汪洋。
汉代，济水是黄河连接江淮水运交通枢纽，又是东北东南主要漕运贡道，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还曾加以疏浚，以作向西北运粮要道，其来水绝不限于古济水时的水量了。所以有“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的说法。《元和郡县志》亦载：“大野泽在钜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若按上述说法，今日的梁山、东平、嘉祥、汶上、郓城、巨野、济宁一带，都是大野泽波及之地。
从五代到北宋，由于长期战乱，黄河因失治而频繁决口。据史料记载，宋初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到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的25年间，黄河只有九年没有明显的决溢记载，其余年份都是多处溃决。此后黄河下游河道越来越不稳定，一直到北宋末年向南大改道的140年间，有记载的主要决溢年份就有35年，并有一年数决和多年不能堵复的记载。
在五代以后的决溢中，于滑、澶、濮、魏等州河段南决，黄河水一般都要沿济水、濮水故道流入大野泽，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水使“大野泽”底涸高，水面北移，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的大湖泊。
从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到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梁山泊成为黄河河道。黄河从澶州曹村向东汇入梁山泊，自梁山泊分为两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这一时期，梁山泊水势盛大，时有“梁山泊八百里水”之说。这就是《水浒传》描写的 “周围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山排巨浪，水接遥天”的八百里梁山泊。
北宋时期的梁山泊资源极其丰富，最主要的有粮食资源、水产资源和林木资源。粮食资源主要来自梁山泊以西和以东。梁山泊以西是辽阔的黄河冲积平原——华北平原，沃野千里，农产丰富。梁山泊以东是鲁中南山地向华北平原方向倾斜的山前冲积扇平原，地势较高，不会发生洪涝灾害，山区降水经此向西汇集，下有沙砾层，地下水丰富，便于灌溉，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农产区。
梁山泊属于堆积性湖泊，湖水一般不深，湖底为黄、汶冲积泥沙。这里属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阳光充足，水温适宜，地质肥沃，宜于水生生物的生长。泊中生长着大量的芦苇、蒲草、莲、荷、菱、芡等植物和鱼虾、贝类等生物。所以《宋史·杨戬传》所“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
林木资源主要来自梁山附近诸山的山麓地带。现在看来，梁山及其附近诸山，以梁山占地面积和海拔高度最大，除凤凰山和龟山连成一体外，其余均不相连。但考古挖掘证明，“梁山泊”时代以前的这一带，地面在目前的地平线10米以下，根据诸山的坡度，按地面垂直下降10米以下推测，在当时，除独山和小安山之外，这些孤山都是连在一起的。这里山野辽阔，土壤、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都适宜于乔木和灌木的生长，所以，北宋时期的梁山附近苍柏茂密，林木森然。
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地形非常险要，大水迷漫，极目无涯，数百里之中蒲苇丛生、港汊纵横，景色荒凉恐怖，梁山诸峰又处在水泊包围之中，山凭水势，水增山危，真的好一派天险。
如从军事上考察，这里更是战略要地。从攻击的角度看，近范围可供袭击的州县如济州治所在梁山百里左右的巨野，出梁山泊二十余里即可到达；郓城在梁山西南六十里许，出梁山泊数里即至；东平府在梁山东北五十里许，出梁山泊不足三十里便到；唯濮州稍远，出梁山泊亦不足百里。若要扩大出击范围，向西南可通过五丈河直捣东京；向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济水）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从陆路进击北京（大名府）。从防守上看，当时梁山泊水势盛大，情况复杂，官兵一般不敢进入。一旦进入梁山泊，满目皆是遮天蔽日的芦苇草荡，到处都是纵横的水道就如进入迷魂阵一样，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而起义军则可凭借熟悉的地形发挥水上作战的优势，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若要进行战略转移，向北出梁山泊便是连绵的平阴丘陵地带，可以据以坚持斗争；向东北，沿北清河顺流直下迅速转移到齐州、青州地带活动；向东南，沿南清河顺流直下可以迅速转入徐州、淮阳和淮南东路活动。
怪不得北宋末年宋江起义选定梁山泊作根据地！
到了金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黄河南徙夺淮如海，北流断绝，“梁山泊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屯田”。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从今河南省阳武决口，在梁山泊分流，北流入渤海，南流入黄海，达十年之久。元世祖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黄河在今河南省原阳决口，致使黄河全部夺淮入海，梁山一带被淤平。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5月，黄河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南白茅堤决口，“济宁、曹、郓间漂没千里”，梁山一带水势一度盛大，但为日不久。
此后，梁山泊一带逐渐失去黄河水的大量补给，由于多次黄河行洪，泥沙淤积，水面大大缩小。到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后，仅剩下几个离开梁山的分散的小湖,只是在黄河洪水泛滥情况下，涸出的耕地又遭淹没灾害而已，已不再是常年积水的八百里梁山泊了。
按顾炎武《日知录》的记述，明末清初的梁山泊地区，“右时的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为川浸矣。”
今日的“梁山泊”经过治理开发，已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
二
刘传录先生的《第三只眼睛读水浒》自然有他独特视角，在相关章节已不失时机地谈到《水浒传》故事的社会背景。这里略作补充。
北宋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其一，北宋立国的政治架构导致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十分严重，而“三冗”又直接造成国家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局面。二是对下层民众的残酷剥削和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导致自北宋建国起社会矛盾就异常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于一火”。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为了加强皇权，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叠床架屋式的官僚机构，致使自上而下各级政府机构臃肿，官职分离、事权分散、名实混淆。北宋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五、七百到上千人被录取做官，官吏人数激增。北宋初年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了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3年）已达到两万人，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更“十倍于国初”。大多数官员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或饱食终日、不思进取、无所用心，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的效率和职能的发挥，致使政治混乱、吏治败坏。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冗官。
冗兵是由北宋的养兵政策直接造成的。赵匡胤认为：“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为此，在开国不久就确立了募兵制度，每当遇到荒年，便大量招募无以为生的饥民当兵，因此，兵额直线扩充。宋初全国军队三十七万八千人，到了仁宗皇祐（公元1049-1053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人，八十年间兵员翻了近两番——要知道，当时的北宋全国人口还不到一亿！
冗官、冗兵直接导致冗费。致使国家财政支出越来越困难。据记载，当时国家“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宋代中级以上官员俸禄极厚，冗官的俸禄支出成为北宋王朝仅次于军费的又一沉重负担。加上皇室贵族的侈糜挥霍，还有每年对北方的辽国、西北的西夏国贡纳的钱物，到了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9年）国库入不敷出，亏空达一千五百七十余万缗。长期严重存在的冗兵、冗官、冗费，不可避免地导致北宋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难境地。
为了维持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北宋王朝实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的政策。一方面，为了取得地方地主的支持，对土地占有采取“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致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全国可耕地的70-85％。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赤字采用“量国用而取之民”的方针，“一切临民而取之”，赋税之繁，徭役之重前所未有。就连南宋朱熹都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北宋时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据不完全统计，从宋太祖赵匡胤到仁宗朝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大小起义就发生了上百起！
导致北宋末年宋江在梁山泊一带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徽宗朝“括公田”政策的实行。据历史记载，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增加朝廷岁收，赵佶任用杨戬“设置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入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10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璞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官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朝廷对宋江起义军恨之入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贼”。
据宋人李埴《皇宋十朝纲要》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可是宋江没有理睬。
宣和二年十一月，朝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起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速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起义军。
由于朝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他率部“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赵佶见武力镇压未能奏效，遂改为诱降、招安之策。中书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如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遂受任东平府（治今山东省东平县）知府，负责招降宋江，可惜，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朝廷的武力镇压和招降都没有使宋江就范，起义队伍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部南下，途径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起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官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经沂蒙山区退回梁山泊地区重新集结力量。
宣和三年初，宋江再次统领起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朝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以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起义军在夺得大船10艘后，转而向东北进军，驾船渡海。途径沐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激战，起义军失利。
二月，宋江起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时任海州知府的张叔夜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侦得宋江动向后招募千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起义军队伍的官军士卒焚烧起义军的船只，且又以少量官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大部分起义士兵投降了朝廷，宋江等三十六名头领则率余部退回梁山泊休整。
宣和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官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三十六名起义军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被“封官拜爵”。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仍然继续。直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三
《大英百科全书》说：“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于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
胡适说：“在五百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理性语录，乃是几部白话小说，《水浒传》就是其中的一部奇书，是我国文学的正宗。”
毛泽东说：“《水浒》作者写的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
的确，《水浒传》是围绕北宋末年宋江起义而展开的小说，毕竟经过了四百余年的历练、创作过程，尽管书中也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作者（指最后集大成者）的世界观，但更多的是客观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现实。
《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无疑是最为亲近读者、流传最为广泛的，她一直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梁山好汉抗暴反贪、疾恶如仇、济困扶危、刚正不阿的英雄气概，对社会生活和各个层面产生着深刻影响。因之，一直以来对水浒的研究长盛不衰，从李卓吾到金圣叹，从鲁迅到毛泽东，一代又一代的鸿儒大师，或金笔点评，或纵览全构，或序跋论传，或赋诗作画，都纷纷以其各自的“慧眼”为《水浒传》进行阐释，大大丰满了《水浒传》的血肉，丰富了水浒文化内涵。
在这本《第三只眼睛读水浒》中，祖藉“梁山泊”的刘传录先生以其特有的的情怀和独特的“第三只眼”，为《水浒传》作了极富个性的诠释，成为水浒苑中的又一奇葩。
《第三只眼睛读水浒》中，有以下几点特别吸引读者眼球：
1、对“忠义”的认识
我们知道，《水浒传》是以宣扬“忠义”为宗旨的，有的版本还直接冠名《忠义水浒传》。但在刘传录先生的眼中，其中的忠义思想是在其成书过程中作者群体不断强化的结果，从《宣和轶事》到宋江起义落植梁山，主要宣传的是“义”，不过这里的“义”不能和正义的“义”划等号，水浒字里行间的“义”反映的是下层群体的反抗意识，他是使下层社会能够团结起来实行反抗的纽带，这也正是《水浒传》的精神聚焦所在。幻想忠和义联姻，只是《水浒传》作者的一厢情愿而已，书中描写的事实却显不出忠、义联姻的魅力。
2、招安的经济基础说
关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受招安，纷纷扬扬争论了几百年，现在总算基本达成共识——接受招安的确是梁山好汉的必然选择。对此，刘传录先生提出了经济基础说。
宋江起义尽管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但没有耕地，没有事实上地“割据”一方，奉行的还是流寇主义，唯一的收入就是抢劫。事实上，其生存和发展仅靠在梁山附近州府抢劫钱粮是不够的，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被“逼”上招安。
王伦时期梁山泊仅有六七百人，劫货杀人，小打小闹，按每人每天耗粮二斤计算，月耗粮食为700×2×30=42000斤。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晁盖上山带来了10万生辰纲，人数没有大的变化，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江州劫法场，宋江上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后，规模有了大发展，经济开始出现危机。本来晁盖不赞成攻打祝家庄，宋江以“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为理由，晁盖就不好说什么。“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在宋朝，1石约有76公斤，这五十万石粮足有7600万斤。以梁山人马吃三年计算，假设每人每天吃1斤，梁山人马这时大约将近8000人。
宋江入主梁山后，梁山人马激增。特别是朝廷军官呼延灼、关胜的入伙，梁山人马达到3万人以上，达到军队没有隔夜粮的困境，尽管不断攻城掠地，在打青州后三年仍经常发生经济危机。所以，在后来的“反围剿”中梁山再没有收留降将降兵。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梁山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没有吃喝自行解体，二是接受朝廷招安。所以刘传录先生说，“是经济决定了梁山好汉的政治路线和命运”。
3、精神归宿是泰山
刘传录先生认为，梁山好汉的精神归宿是泰山，其佐证是“水浒一百零八将之一的戴宗最后归宿是泰山的佛堂”。
《水浒》中曾六次提及泰山，“作者把燕青打擂安排在岱庙，反映出作者心灵深处对水浒主题的明朗，泰山的博大精深是水浒反映生活的补充，是《水浒》及其作者的精神归宿地。”刘传录分析说，“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先是说神仙告诉他有天书降临，后又在泰山澧泉发现天书，真宗亲临泰山极顶行封祀礼，禅祭皇地祗于社首山。《水浒》中已有‘泰安神州’之称，封禅泰山后，宋真宗昭令各州修建天庆观，各地也修了玄女娘娘庙。”“《水浒》在内容上反复提及泰山，也反映了当时现实背景，泰山封禅对水浒成书具有深刻的影响。”
客观地说，“文人”从来都赋有对世人“教化”的责任，这是天职。所以，我们现在重温水浒，向世人“解读”水浒，就是要世人深刻领会水浒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内涵，循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所扬弃地利用其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我和刘传录先生的祖籍尽管目前分属于两个政区——他是汶上县，我属梁山县，但梁山建县以前，今梁山东南部分地区本就属于汶上县辖区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梁山泊老乡,现在我们又都客居泰安，共同的情结和责任所系，自然盛情难却。谨陈上言，权为序。
2009年7月13日一修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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