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歐社會論壇和香港理工大學在香港主辦了一個名為《認同與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悖論》的論壇，協辦的還有法國政治與道德科學院，由該小組組長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陳彥主持。在論壇上，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觀點，他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高調”的民族主義。他說他不知道這個“高調”如何翻譯為外文，在旁的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說是「high profile」，但根據蕭教授後來進一步的說明，“高調”用「hyped up」來形容似乎更為貼切，即“亢奮的民族主義”。

　蕭功秦強調他的“高調”民族主義說，只是一個供大家切磋討論的觀點。根據蕭教授的觀察，這種激進和高調的民族主義首先出現在甲午戰爭，當時的士紳階層將日本的侵略視為一個道德問題，不跟日本打仗就是不愛國，把倫理道德的標準取代政治和軍事效果的評估，結果由於強弱懸殊的軍事實力，使得中國陷入民族危機之中。

　高調民族主義第二次的出現，根據蕭功秦觀察，是在民國政府成立初期，當時的政府急於廢除清廷與外國簽署的各項不平等條約，但高調民族主義發展的步伐，卻遠遠快過國力經濟的發展，碰上當時日本軍國民族主義正在發酵，觸發了九一八事件。

　蕭功秦將上述兩個歷史事件比較，發現有三個共同特點，即中國一旦出現統一局面，國家即會瀰漫一種虛幻的大國感覺，其內涵不外是「國家統一，人多勢眾，眾志成城，十幾億人每人吐一口水就足可淹死你」等論調，支持以強硬手段維護國家尊嚴。第二個特點是泛道德主義取代軍事及政治考量。第三的特點就是群眾的信息渠道都是同質（homogeneous）的，高調民族主義的訴求，往往與國家的利益相反。蕭功秦說：「最近出版的《中國不高興》，就是延續了近代高調民族主義的歷史特點。」

　蕭功秦的觀點放在今天的中國，可能會招惹一些網民的不滿，因為他們大多認為國家已今非昔比，崛起的中國是有權不高興的，是可以高調的，高調的民族主義就是愛國的表現。

　美國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採取強硬或甚至是蠻橫的反恐手法，在國內造就了大美國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抬頭，同時也掀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爭論。二零零六年初前副總統戈爾在沙地阿拉伯舉行的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說所引起的激辯，就是一個例子。戈爾在演講中指出，美國有部分的阿拉伯和南亞族裔人民在九一一之後，因為逾期居留或沒有居留權而遭到當局逮捕，並將他們囚禁在不可寬恕的惡劣環境，有人甚至被虐待。大美國主義陣營立刻對戈爾的演說大肆鞭撻，指他在沙地阿拉伯的反美言論，對國家影響之甚，與當年納粹的同情者在世界各處散播妖言的行為不相上下。

　有輿論甚至認為戈爾已犯了叛國罪，因為叛國的定義是「違反了個人對國家或國家主權的宣誓效忠，特別是諸如向自己國家宣戰，又或者是有意識及有目的地協助敵人等涉及背叛國家的行為」，而戈爾的行為似乎是對號入座的“叛國”。這個例子說明了民主開明如美國，也有人高舉大美國主義的旗幟，將高調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

　已故的美國專欄作家悉尼哈里斯這樣說過：「愛國主義是對國家的美德感到自豪，但會毫不猶豫地改正自身的缺陷，愛國主義也得理解其他國家對本身特有美德感到自豪的愛國主義。相反，民族主義只會傾向於歌頌自己國家的美德，否認自身的缺陷，而且還輕藐其他國家的美德。民族主義通常都誇口自己是最偉大的民族，但一個國家不必具備“偉大”這個條件，一個國家更需要的是美德。」

　其實在這個已經是全球化的年代，人類競相到太空探索未來，而從太空回望地球，六十七億七千多萬各式各樣族裔的人，都統統擠在一個渺小的星球為家，而這個家目前正面臨人為的災害而千瘡百孔，在這個時候猶在為民族主義而亢奮，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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