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各地出现了好多例政府行为因网络监督而叫停的事件。山东潍坊寒亭区让副科级以上公务员去卖房的叫停了；湖北公安县为各部门下达抽烟指标的叫停了；湖南省内高校照顾内部教职工子女的叫停了；辽宁弓长岭区主要领导每年车补八万的也叫停了。乍一看，似乎网络监督无处不在且力量日益强大；细细想来却发现，这种纷纷叫停的背后，却正凸显了网络监督力量的脆弱。

中国有句老话，在其位，谋其政。各级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任何决策行为，按说应该由其上级领导、内部监督机构、同级监察部门、检察院、纪委来负责监督。当我们可爱的领导吃得肚圆肠肥，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突然灵光乍现做出一个“拍脑门”的决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监督部门不能有效作为，及时发现决策行为中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并督促其及快改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反要让“名不正，言不顺”的网络来扮演“狗拿耗子”的角色？遍观上述事件，最早发现问题并指摘其不合理的，都是一个看似虚拟的网络媒体。有庞大的监督体系，有丰富的监督形式，相对边缘的网络监督却成了更为有效的监督手段，网络又如何能承受如此之重呢？网络监督的无名无分，使它只能如封建社会里的小妾甚至是通房丫头一样，“理你是个茄子，不理你是个烂茄子”。更有陕西横山的县委书记怒斥 “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的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记者多事，网络管得太宽。言外之意：领导都没说什么，你算哪棵葱啊？网络监督，不仅脆弱，也有几多无奈。

而且，网络监督的脆弱也体现在信息的不畅。因为没有哪家政府部门会主动地来网上汇报一下情况，他们的领导只有他们的上级机关和同级监督部门。网络媒体的监督除了依靠一些有正义感的知情者暴料，还真没有其他有效的消息来源渠道。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为尊者讳”的政府部门甚至与网络监督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即使是记者找上门去，人家同样可以用一句“无可奉告”、“不方便接受采访”应付了事。君不见现在媒体公开的领导开会的照片上已没有几个戴手表了；君不见有些地方部门开会已经抽上“祼体烟”了。那位周老兄的不堪经历，让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变得聪明了许多，也都有了牢固的“反监督”意识。网民再火眼金睛，再穷追不舍，如果我们的官员从此素衣淡妆，“不抽好烟不戴表”，纵然你网络可以无孔不入，可我们的官员圆滑如鱼，你又能奈人家几何？如果网络监督只是让官员的腐败潜伏得更深更有隐蔽性，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网络监督的脆弱，还表现为无法与体制内监督形成有效对接。一个事件被网络媒体暴光之后，起因是什么，当事人如何处理，怎么去善后，我们的网络只能是用一双耳朵去听，然后如实地不做任何加工地捧出来放在网上。网络监督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乍看起来人多势众、浩浩荡荡，实际上只是赚吆喝，能否真正成为反腐利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从时间上说，网民不会是权力运作的首先知情者；从空间上看，监督者常常远离被监督者千里万里。更重要的是，体制反腐的消极介入，往往会把汹涌澎湃的网络监督抵消于无形。长此以往，不但网民的监督积极性会遭受打击，那些被监督到的官员也会对此失去当初的敬畏。更何况，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没有成型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我们的干部就可以“打一打擦边球”，“用活用足政策”，“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干的都可以干”，异想天开地做决定，肆无忌惮地乱行政。改革吗，谁能不犯点错误？错了，再改不就是了。即使被网络监督弄了个灰头土脸，也可以哭丧着脸到领导那里做一下无辜的辩护，“网络上的事能信啊？”，领导也只能以“下不为例”了事。即使再倒楣一点，事件严重到要摘几个人的“乌纱帽”了，也只不过是搞个异地做官，职级待遇一切不变，他们又有何惧哉？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监督力量的日益强大正是现行反腐机制的缺位。我们期待体制内的反腐机构，能积极与网络监督加以对接，不姑息纵容，更不狼狈为奸。唯如此，网络监督的力量才不会继续脆弱下去。若果真如是，则民之大幸，国之大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