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除了敬业、超强的学习能力外，最主要的就是他本人的才气。他看事情看得准，也看得深，所以很多问题他都不怕

吕部长去世已经5年了，大家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都在说他要是不那么辛苦就好了，他要是早做手术就好了。但我不这样认为。吕部长是个极认真的人，他对工作的态度，对疾病的态度，是自己深思熟虑后决定的，别人是难以左右的。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走完了一生，他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会永远崇敬他。
我在吕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6年。直到1998年他到教育部任职后，我留在机械局，但我们仍保持联系。
第一次跟吕部长接触是因为金杯汽车项目。金杯在1988年与日本丰田洽谈技术引进海狮轻客项目，1991年11月，第一辆以CKD方式生产的金杯汽车在沈阳下线。我去参加了。吕部长就问我所在科技司的司长：“谁去沈阳了？”回答是：“董扬”。“让他留下来了解一下海狮的国产化情况。”
这样，我在沈阳多停留了两天。回来后，我向吕部长汇报工作。当时只知道他是新来的，管行业规划，具体交流细节记不太清楚了。

他的才气，让人吃惊
我们比较深的接触是联合电子项目，吕部长牵头主抓，在汇报进展情况时，我能感觉出他对我的意见和建议更器重，可能是我更懂技术，汇报得更深入。再后来，中汽总公司分家，到机械部，大家议论纷纷，都在传谁去谁不去？我呢，就只跟吕部长说过一句话，我说：“吕总，我想跟您去机械部。”吕部长说：“行。”此外，我再没多说一句，他也没再多说一个字。确切地说，吕部长从中汽总公司带了36个人到机械部。
在《吕福源与中国汽车事业》这本书里，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永远的吕福源》。为写这篇文章，我准备了近一个月，并把那段时间的笔记和手上现有的文件全找出来。我有个习惯，一直用活页纸记工作笔记，并都保留着，一开始是小本，后来变成大本，现在有十来年了，积了厚厚的一叠。平时我也一般不翻，这次重看工作笔记时，还找到了一些吕部长的手迹，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
好像是2005年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坐在客厅里一气呵成，用了3个小时写完文章。有些事件是在写的过程中加上去的，比如说组织汽车模具项目败走麦城那一段，原来没打算写，后来觉得写了更好。
总体来说，吕部长非常敬业。敬业这个词现在好像不怎么流行了，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家对敬业的人总是很佩服。我接触过很多老部长，吕部长当年是代表汽车部门进入机械部的，和很多机械口的部长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交叉，但他们对吕部长的为人和敬业精神都表示由衷的敬佩。
很多事情我在那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比如吕部长出差从来不玩，比如他经常加班，比如他酷爱读书，再比如他工作很辛苦。实际上他对部下也是严要求，在我看来，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工作，说高一点叫做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说低一点是当成一种爱好。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这样，但我没有做到吕部长那种程度。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表扬我勤奋，但吕部长是惟一批评我不够勤奋的领导。
吕部长表现突出的还有他的智慧。他对企业的管理，对行业的管理，对汽车技术的管理都充分证明了这一面。他看事情看得准，也看得深，所以很多问题他都不怕。汇报到他那里时，他说，这个问题不用担心，我认为应该怎样怎样。他不是简单地来看一件事，而是比懂更深一些。懂是知道，他更注重事情的内在规律。
比如我们做联合电子项目时，当时我在前线谈判，什么问题拿捏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很认真地向他反映情况。他有时会给我一些指导：这个事情这样谈。我有时就会追问：如果不答应怎么办？他就会说，那你就先放一放，或者往哪个方向退，或者先不要管，等回过头来时再谈。实际结果还真是这样，他的判断很准。
不要以为吕部长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也有很幽默的一面。他曾问过我，董扬，你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英文如何说吗？我讲了几句，他都说不对，最后他告诉我答案是“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他说这是他在底特律书店里看到的。
还有一次，在他当教育部副部长时，他跟美国教育部长说，我管两亿多中小学生，相当于一个大国的总统。他当时没有点明说是美国的总统，这种意思点透了就不好玩了。
在中国汽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吕部长组织的三次PSE会议。这个我就不详细展开讲了。三次PSE我都参加了，我是其中一次PSE主报告的起草人，在以零部件为主题的那场PSE中，我主持了一个分论坛，是用英文讲的。本来有人给我翻译，但他翻译的稿子读起来就像文言文，很拗口，我就用非常简单的英语口语做了演讲。
这三次PSE，几乎可以说是吕部长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个团队如何操作，他从汽车司的36人中挑了7、8个人，再加上外事司的两三个同事，组成专项小组具体负责。我知道其中有几件事情是吕部长亲自定的：一是大场面，按照什么规格来做。可以说，PES是最早在大会上用大投影来做的会议，这在十几年前很少见，吕部长参照了国外会议的模式。
二是准备脚本。比如几点几分，会议人在什么地方？VIP报到后到哪个房间？从哪条路线上台？走过来需要几分钟？串场人的说词等。
三是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宾客。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以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来运作会议，汽车行业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确是开风气之先，让社会各界和新闻界都大吃一惊。
吕部长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以前不是汽车科班出身，但他到了一汽，他了解汽车，他了解外资谈判，这些都不让人吃惊。让人吃惊的是他对一个国际会议的细节，居然这么胸有成竹，这样行之有素。我想，除了他超强的学习能力外，最主要的就是他本人的才气。

给北京汽车一个机会
吕部长离开机械部后，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去拜访他，在我工作的关键时刻，我都会去向他请教。比如要调我到北汽时，我就咨询过他的意见。
那是2000年，我是机械局行业管理司副司长，当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主要针对重汽的改革和解体做工作。我是成员之一。还在济南时，机械局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提名，让我到北汽去做总经理。
说实话，那时多数朋友都不赞成我去，因为北京当时还看不到希望。后来我去找了吕部长。我记得他对我说，像北汽这种大企业以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且大企业对人的锻炼也很大，当然管理难度也很大。他这么讲，总体意思还是赞成我去。
后来我分析，在吕部长眼里，从我的干部经历来看，我最缺的就是基层锻炼。当然我也不会因为这点使工作受影响，但如果到企业去，经历更丰富一些。这是其一。其二，吕部长以前就跟我讲过，以后政府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而企业经理人，企业老总这个层面对行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到了北汽后，每年的大年初七我都会请吕部长吃饭，向他汇报工作。第一次是我和时任北汽控股董事长的安庆衡一起；第二次是安庆衡、郭谦和我。吕部长对郭谦一向很器重。第二次见面时，我们就向他汇报了正在做的北京现代项目，当时项目还没得到国家批准。一个月后，吕部长就被调到外经贸部。
这年（2002年）3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同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北京汽车发展的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吕部长是到外经贸部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
我记得当天在中南海门口就碰到了吕部长。我说，吕部长，您得支持我们的项目啊。我跟吕部长很熟，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对一个部级领导说话。吕部长说，我从外经贸部的立场来表达意见。
北京市对这个项目很重视，以前汇报工作一般是主管的副市长去参加即可，但这次贾庆林书记、刘淇市长、管工业的刘海燕副市长都参加了。我们坐在外围，邦国副总理坐在中间。
刘海燕副市长先向大家汇报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规划。汇报完后国家计委的一个副主任提了很多问题，经贸委的一个副主任也提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也符合惯例，一般都是先听汇报，然后政府的中层领导谈，以提问题为主，最后，由最高领导总结拍板，赞成的话由领导说。这时，吴邦国同志就点名说，福源，你是我认识的部长里最懂汽车的，你来说说。
吕部长说，那好，我今天是第一天到外经贸部上班。部长跟我说，这是汽车项目，你熟悉，你去吧，这样就让我来了。我谈三点意见。第一，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可以来投资，也可以把商品卖过来，与其让国外汽车厂商到中国卖车，不如现在让他们为中国投资；第二，根据我过去的了解，日韩汽车产品在性能价格方面比较好，在中国很有竞争力；第三，北京汽车工业基础好，但机会不多，很长时间没有新项目，需要一个变化，一个机会。
在发言最后，吕部长还引用了江总书记的一句话，事无不变，变无不通，北京汽车这么困难，不如让其变变，让其通吧，我赞成给他们一个机会。吴邦国同志听完后就说“好”。最后，他基本上按照吕部长的发言进行了总结。
会议开完后，不知是贾庆林书记还是刘淇市长就对吕部长说，你一言九鼎。后来，贾书记还专门给吕部长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感谢。
大概过了两周，刘海燕副市长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他。他说，董扬，你看看他们送来的会议纪要。我一看是国务院秘书局整理的草稿，里面用了吴邦国副总理总结的意见，同时还加了前面一些领导提的问题，希望我们货比三家，慎重比较。我当时就有些担心，货比三家的话耗费的时间就会很长，但北京现代项目要是再晚一年，形势可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人奇怪的是，纪要发下来后，就是直接批“同意”，没有其他意见。后面这段故事跟吕部长的关系就不大了。2002年5月2日我们在顺义开会，研究北京现代项目问题。我们刚散会，从顺义还没有走到通州，电话就打过来了：“吴邦国副总理马上到，由马跃同志陪同。”原来吴邦国同志那天正好在怀柔，他问马跃：“北汽跟现代合作的那个厂你认识吗？”马跃说：“认识。”这样，他们就赶过来参观。
我回来时，安庆衡董事长正陪同吴邦国同志参观。看完基地后，我这个人也比较率直，吴邦国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长。我就问：“邦国副总理，国务院会议纪要对我们项目很支持，很有力量。可我看到的草稿好像不是这样。”吴邦国同志说：“他们写的草稿不好用，后来是我自己重写的。”
作为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据说贾庆林书记已经跟江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交换过意见。当时中央对北京还有一个大举动，后面很少有人把它们直接联系起来看，那就是首钢从北京撤出，支持北京上汽车项目，实际上这是有联系的。
北京现代项目对北京汽车工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个项目，北汽就不会翻身。如果这个项目再耗一年时间，难度会大得多。北京项目2002年当年开工当年建成投产，2003年就赚了22亿（元），收回了投资成本。
当时就有人说，你看广州项目，本田出了大概8亿（元）帮助中方解决问题，你们（北京）也可以向外方多要一些嘛。你想想，我能多要几个亿？我要来了两亿（元），能多挣20亿（元）吗？
因此，我觉得吕部长在项目审批上，和一般的政府官员比有两个区别：一是他非常看重企业的实际操作能力，项目是不是企业需要，是不是企业急需。二是他也看重领导的指示，比如南方MPV项目。这个项目我一直没跟吕部长作过交流，但现在来看，尽管天时、地利和人和都有问题，但吕部长仍然忠实地执行领导意图。他考虑的是企业的实际情况，考虑的是领导指示，却很少考虑工作程序、工作节奏以及自己部门的权威等。而在北京现代项目上，其他一些领导更多的是在考虑工作节奏和工作程序问题。
说句题外话，我们现在有些体系设计不太利于经济发展。在做北京现代项目时，有些地方我们也是越过了一些审批。一个项目，大体上要过三道关：行业主管部门、国家计划部门和外资部门。市场问题应该由主管部门说了算，投资角度是计划部门说了算，合同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外资部门说了算，三个部门各管各的，职责分明。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往往会交叉重复一些问题。去审批的企业，也不得不把一些内行问题，辛辛苦苦地讲给一些外行听，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懂。北京现代项目最后也走了偏门。领导都同意了，到司局一级时，有个司提了17个问题，另一个司提了13个问题。
到最后，外经贸部的一位副司长把有关的几个司叫到一块，他说，我受副部长吕福源的委托，来协调这个事情，北京市领导都很着急。你说吧，这17个问题先列出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过，最后留了四个问题。把这四个问题的四个文件送过来，马上批。我们花了两三天时间来准备这四个问题的材料，拿来后就批了。要是你一一回答这17个问题，不知道要拖到哪年哪月。而且即使你回答完了，他也可能说你没有回答清楚，还要你再来一遍。
北京现代项目是2002年4月28日在汉城签约，我记得很清楚，世界杯开幕那一天。签约后我们就动工建设，没有等到国家审批下来。实际上，现在汽车行业成功的项目，没有一个是等审批完后再做的。一般来说，生孩子的时候结婚证肯定有了，等到项目产品要推出时，那肯定这个项目是正式批复过的，可以上目录的。但是不是领了结婚证才怀孕，那不见得。

大联合的智慧
我重点谈谈联合电子项目。我长期在汽车工业的科技管理岗位上工作，当过汽车司科技处处长，这段历史也算亲身经历。
联合电子公司是为生产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简称“电喷”，英文缩写是EMS）而筹建的。这个系统是1970年代末期初步发展完善起来的机电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产品，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污染、降低油耗和提高发动机的动力性。在1980年代末期，国内几家主要轿车企业都制定了在现有产品和新一代产品上应用这项技术的计划。
但电喷技术在我国还是空白。国内大量匹配的是化油器汽油机。而从发展方向看，则是高压电喷。国内一些企业在1980年代也进行过相关技术研究，做出了一些样品，但离批量生产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前途光明，当时的航天、航空、机械等部门，长春、北京、西安、无锡等地方都想单独生产这个系统。
1991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在组织全国科技攻关计划时，同意将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纳入其中，并拨了800万元的攻关经费。这是当时汽车行业最大的国家攻关项目。吕部长当时是中汽总公司副总经理，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并亲自参与决策，确定了集中力量联合攻关的思路。
在确定具体操作方案时，原国家经贸委一副主任专门到中汽总公司，他写了一封信，要求按照华录模式来组织这个项目。华录模式就是14家录像机厂共同联合投资生产录像机芯，地点设在大连。这个项目没有完全干成。原因在于，基地刚建好时，录像机就被淘汰了，后来改成VCD，再后来是DVD。
联合电子项目也遭遇了一些坎坷，所幸的是均无大碍。在吕部长的组织下，1992年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与国内外厂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洽谈。1993年我们提出《汽车用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总体方案》，报国家经贸委审批。同年8月，国家经贸委复函表示同意项目方案。但就在这时，中汽总公司职能转换，吕部长到机械部组建汽车司后，联合电子项目改由机械工业部领导，仍由吕部长分管。
我们确定的几条原则是：一是联合攻关，搞一套基本型，成果应用于各企业的各种机型；二是攻关与引进相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结合一汽、二汽和北京吉普的实际机型应用；三是打破部门界限，团队合作。具体来说，我管科技攻关，陈林负责项目规划，董一如负责外资引进。我每个阶段都会给吕部长一个比较精确的表述和汇报。
由于路线确定得好，这个项目做得比较成功。但在引进技术过程中，这里面又有好几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项目刚开始时，联合大家做，在全国实行跨行业跨地区大联合。这里面不仅有一汽、东风、上汽、北汽，也有想做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的兵器系统、航天系统，还有江苏省和黑龙江省等地方政府。1993年，上汽公司提出要参与项目并控股的要求，考虑到上海零部件实力最强，基础最好，吕部长一方面支持上海，一方面运用个人的影响力，让一汽和东风继续参与项目，共同组建中联电子公司。
这也相当不容易。联合了没多久，1993年年初的一天，航天部突然告诉我们，他们不联合了，要单独和德尔福签约，并将签约日子定在1994年2月7日。当时航天部传话说，他们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不管是机械部反对，还是国家计委不赞成，他们都要干到底。
吕部长及时争取到国家经贸委的支持，坚持联合道路，避免了项目的中途夭折。1994年2月2日，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汽车用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筹委会”成立大会暨合作总协议签字仪式，标志着这一跨部门、跨地区的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组合的实质性启动。
航天部那个项目后来差一点黄掉，主要是他们的经营路线方针不对，德尔福技术路线落后，市场小，而我们的电喷公司成立后，以博世技术为主，技术先进，市场大。只不过当时联合电子采取了利润优先的策略，而不是市场份额优先的策略，才没有把德尔福逼到死路。
第二个故事就是货比三家，高起点。最初参与竞争的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菲亚特、博世、西门子公司等。后来我们确定在福特、博世和西门子三家中进行比较选择。这三家中，技术最全的是博世，条件最优的是西门子，它答应的出口份额比较大。从1994年3月到12月，我们分别与这三家公司进行了四轮谈判。最后我们选择了博世公司。1995年上半年，中联汽车电子公司集中力量与博世公司进行谈判。当年6月，中外双方在上海举行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签字仪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吕部长更多的是从企业，从生产实际来考虑问题。中方最主要的参与者上汽可能是从技术和发展前景方面考虑选择博世，吕部长赞成并支持上汽意见，由此看来，他对企业的意见和企业的实际操作很重视。 
在跟博世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坚持引进多点喷射。博世本想给我们一条老生产线，博世当时有5条生产线，停了一条，我们去看过，设备倒不错，博世说，价格很便宜，你们要的话，40%的价格就可以拿过来。但老产品又长又重，而新产品又小又轻，只不过技术转让费很贵，最后我们仍然坚持用新的。此外，我们还坚持引进当时看来并不能马上就用的先进空气流量传感器和氧传感器等。
作为一个非上市公司，博世相当保守。在谈判中，他们说，我们一般不跟人合资，也从来不考虑50对50股比。我们在吕部长的带领下，态度也相当坚决：我们给你的是中国全部的市场，就这么一个项目，而且是国家项目，必须要50对50，否则就不谈。最后博世最高层开会讨论，确定了这个联合项目。
第三个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但大致知道一些。联合电子项目总投资26.68亿元，需报国务院审批。国家经贸委批文上报国务院请国家计委会签时，国家计委认为该项目是全部新建，不应为技术改造项目，而应为基建项目，国家计委要求按基建项目重新审查。
时间已经到了1995年6月底。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7月13日的访德时间只剩十几天。在一次准备会议上，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在听取了吕部长的汇报后，认为这个有影响的大项目应该带到德国去签字。考虑到时间紧迫，走正常程序已经来不及了，吴仪部长就提出特事特办，请国家计委将文件速报国务院各领导传批。后经国务院领导同意，这个项目在江主席访德期间举行合同草签仪式。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如果没有吕部长的具体策划，这个项目恐怕就难以实现。

杨万胜：
我又上了一所大学
我跟吕部长一方面学人品，一方面学他的知识，用这些知识来指导工作。他离开后，我心里最难受的是，我失去了这样一个好老师

我跟吕部长认识比较早。1984年跟克莱斯勒谈488发动机项目时，我在机械工业部国际司，分管汽车对外合作。吕部长是一汽副厂长。那时是计划经济，一汽是机械工业部直属企业，其财务、技术引进等都由机械工业部管理。
我记得很清楚，1984年夏天，克莱斯勒总裁卢斯到北京访问，我负责组织会见活动。国务院原总理李鹏正在北戴河休假，会见地点就定在北戴河。卢斯从美国坐专机过来，他的专机不能在中国境内飞，就租了一架空军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那是我第一次见吕部长，他主要向李鹏同志汇报情况。
当时做国际合作项目，凡是接待外宾，都要给国家领导人准备大量资料，比如外宾的专业、背景、爱好，以及双方谈判的技术问题等，以供他们参考。汇报情况之前，我提醒吕部长，在技术方面准备充分些，总理可能会问到这些问题。吕部长说，这没问题，你放心。外事活动我参加得比较少，杨处长（我当时是处长）你需要我怎样办，告诉我就行了。
我记得李鹏同志问得很详细，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说，他不是学汽车出身，汽车方面算是外行，想听听大家的介绍。吕部长在技术方面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实际上我也不是学汽车的，而国内当时对引进技术也有争议，但通过他的讲述，我也认为488发动机很不错。后来，我了解到，吕部长平时话不多，但只要领导问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都回答得很有条理。

失去了一个好老师
一晃就是10年过去了，1993年国家机构调整，吕部长调到机械部汽车司当司长，然后提为副部长。大概是10月份，我从美国读书回来，回到对外经济合作司工作。那时他的正式任命刚下来，但办公室还没搬到部里，因为工作原因，我去找他。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一方面我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让他安排工作。
这次我们聊得比较深。吕部长说，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毕业的，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派出去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我告诉他，这个蒙特利尔大学离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很近，中间就跨了一个州。他说他有一次路过了麻省理工学院，是为了去波士顿参加第20届国际小型微型计算机会议。当时很艰苦，留学生没钱，坐的是美国灰狗巴士，买一些热狗吃。因时间关系，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周围转了一圈就离开了。
吕部长视野特别开阔，从1993年到1998年，我们共事5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看他对汽车技术那么懂，还以为他是学汽车的。其实他学的是物理，后来开始研究汽车。他说，其实汽车和物理分不开，技术也好，其他东西也好，都是相通的。
在他领导下工作，我感受到了他工作的严谨。但这种严谨不是死板。上面我讲过，他一般不多说话，但一到关键时候，他给你的一句话，你就能体会到他的关心。他表面上很严肃，但内心深处非常有人情味，很重情感。
这么多年来，在我内心深处，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跟吕部长共事，等于我又上了一所大学。这个话我不是现在才说，很多人也问我，说你怎么懂这么多？我说，我有一个好老师，就是吕部长。他离开后，我心里最难受的是，我失去了这样一个好老师。
你可能赶上一个很好的领导，但你学不到这么多好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是完全能在学校或者书本里学到的，还要有一个导师。你的知识可能具备了，但你不一定能用；或者你有知识，但不能集中在一个火花上发光。导师是什么，他给你指导性的意见，告诉你怎么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产生火花。所以，我跟吕部长一方面学人品，一方面学他的知识，用这些知识来指导工作。

不是单一地看汽车发展
我们共事的这5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引进技术和对外合作的最高峰时期。汽车大量地引进来，中国汽车战略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吕部长直接操作的一件大事，也是1994年汽车产业政策制定的背景和目的。在那个时候，吕部长就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一个是汽车进入家庭，一个是汽车小型化。
我跟吕部长到欧洲时，他就讲过，像意大利、日本等这些国家，汽车道路都非常窄，走的是小型化路线。中国有这么多人口，要让汽车进入家庭，也必须走这种路线。小型车占地面积小，停车位占地少，否则将来就没地方停车。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排放有污染，所以一定要小型化。
但当时的中国，因为体制所限，有些政策无法实现。我印象中，吕部长向很多国家领导人提过这种观点，表示要出台政策发展小型车。日本的政策是，买车首先要有车位证明，但如果是买小型车，就可以不要车位证明。同时，小型车停车不花钱，大排量不但要收，而且还收很高。
我跟他去意大利时，他说，万胜，你看，这么小一个车，人家上下班开得挺好，到哪里一停，占地小，排量小，完全可以用嘛。在美国我们又看到，上班时如果一个人开的车，收费很高；但车里面假如坐了三四个人，可能就不收费了。中国人历来勤俭，但在汽车上的浪费却太大了。人们追求什么？没钱也要大车，好车。
1996年我陪吕部长去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搞工程机械。参观完后，卡特彼勒总裁派专机送我们到洛杉矶。在飞机上，吕部长跟他交流对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前景的看法，卡特彼勒老总就问，中国现在搞汽车，什么时候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吕部长根据公式算出了一个数字，回答说，用不了10年，可能也就是5年～8年，中国的汽车就开始进入家庭。但随后就会带来一系列交通问题，所以现在就应该研究交通问题。
在国内，我记得吕部长也跟当时的北京市领导交换过这种意见，他提出，北京等大城市应该按照300万辆到400万辆汽车保有量进行规划建设。他说，城市的经济总体规模与汽车的保有量紧密联系，没有足够的汽车保有量，经济就不可能充分活跃起来。国际上属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汽车保有量少则400万辆，多则700万辆，而且这些城市还有发达的地铁。中国也应该这样规划。
他还提过一个数字，我忘记了。他说，万胜，你看汽车的发展，还有一个负作用，带来了汽车杀手。他原话里没有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意思。今后汽车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公路的发展，相应的配套急救措施，比如高速公路在一定范围内就应该有个急救站（那时美国已经修建了），这些东西在做规划时就应该考虑到。
回想起来，吕部长并不是单一地看汽车发展，而是从整体经济，从城市规划，从人文理念方面来考虑汽车发展，从整个城市或者整个国家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理念来发展汽车。这很难得。吕部长既是一个纯技术的专家型干部，又是一个有宏观战略思维的干部。
吕部长非常关注国际上新产品的推出和新技术的应用。比如GPS、ABS等，国外刚出现时，他就提出过要把这些技术引到中国来。他说，这些技术不是奢侈品，而是安全保障。有次我跟他去德国，在雪地里试车，那车加没加ABS他都知道。为了让我知道ABS的工作原理，他叫我使劲踩刹车。也是那一次，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ABS防抱死系统。
再比如，“虚拟现实”刚出来时，他就给我们讲是怎么回事。他在美国参观汽车设计公司，仔细询问计算机的详细应用情况，模拟分析与实验的符合率。在参观碰撞试验时，他会问实验达到的项目比例，模拟分析与实车碰撞的符合率等。
这些知识他主要是从书上获取来的。吕部长尤其喜欢上图书馆，我们跟他出国，有时接待单位会在周末安排大家出去玩，他就说，你把我扔在图书馆，不要管我，告诉我下午什么时候来接我就行。他往往会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天。他甚至知道底特律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在哪里，而且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跟他都很熟。
在国内也是这样。要是出差，晚上没事，他就到书店去。对他来说，一般性的游玩没什么兴趣，书是必须的营养。

你必须要给我技术
吕部长非常注重对自主开发能力的培养。这里我谈谈上海通用项目，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我跟吕部长从头到尾操作的。当时争论也很多，国家有关部门意见不一。这些情况我不详细说了，但有一点是吕部长提出的，就是要同时建汽车研发中心。在这之前，国内所有的合资企业，一汽也好，二汽（现在的东风）也好，上汽也好，广汽也好，都没有设立研发中心。
吕部长就说，从产业政策角度看，我们做的汽车，关键是要有自己的设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你上100个项目，组装得再多，你没有自己的开发和设计，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肯定不行，所以应该搞一个研发机构。
吕部长最初是在内部提，当时内部并没有这个计划。跟通用谈时，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史密斯也不同意。因为这一方面要投一大笔钱，另一方面把技术完全拿到中国来，他们不愿意。史密斯说，我干吗要把技术给你们？
白天我们谈得特别紧张，有些问题还很尖锐。吕部长说，通用有这么大的研发机构，这里也有很多中国人，你把研发机构建在中国后，运用中国人的智慧，培养中国的研发人员，让中国人帮助你研发，对你不也是很有帮助吗？
另一方面，吕部长将建研发中心作为砝码，你们同意搞（研发中心），我们就支持（项目）。吕部长向李鹏同志汇报情况时，李鹏同志也表示支持。谈到最后，史密斯终于松口答应了。上海通用项目总投资从当初的10亿美元提高到15亿美元，其中增加的5亿美元用来搞研发中心。5亿美元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大数目。现在来看，这条路走对了。
到了晚上，史密斯突然邀请我们5个谈判小组成员到他家里做客，搞了个私人Party。因为史密斯从来不在家里宴请客人，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很轰动，美国报纸都对这件事做了报道，评价也很高。
包括在谈降低关税时，吕部长就提出，你不能只卖车，不能把我们变成一个组装厂，你必须要给我技术。他一直强调，合作应该建立在双方共赢的基础上。他说，我们不是只想赚你钱，你也不是只想赚我们的钱，任何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双方共赢，那就不可能长久。我们既然在汽车领域合作，你得把技术给我，你占领市场，但你不能说只拿一个组装车给我吧。再长远一点，如果你不给我技术，其他国家愿意给我的话，那我这个市场就没你的了。他的这种观点很多外国人都表示接受。
吕部长在一汽干过，所以对管理也很有研究。我们到大企业去参观，他对管理也研究得很精深。有时候他跟我聊天时就问，咱们的企业跟人家相比管理差距在哪里？丰田管理经验是什么？我们老讲规范，应该怎么规范？丰田是用科学体系来规范，它的精益管理，究竟精益到什么程度？
吕部长经常从一些微观层面举一些例子。比如安装轮胎，丰田首先会挑员工的高矮，根据他的动作，他平时的习惯，能适应的才让他干。还有，对一个员工来说，平时习惯这种姿势搬东西，对他来说，这种姿势最顺手。如果科学研究这种姿势最好的的话，那么，丰田在选择员工时就会希望他用这种姿势。
再比如上一颗螺丝，以前没有大规模的实现机械化，基本上是人工加工。多一扣，少一扣都有严格要求，而我们国内工厂，一般是能拧紧就行。你想想，一个汽车上万个零件，如果每个零件最后的结合都是按照这种标准做出来的，那车的质量能差吗？
这些规范化运作实际就是精细化。有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些往事，就跟大家讲讲，大家也觉得特别新鲜，其实这个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现在来看，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落后。
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在德国大众总部狼堡参观时，全球的第一个无人车间就在那里。我跟吕部长谈过这个车间，吕部长说，这车间确实很好，但它面临着一个社会问题。当时我还没理解这句话，他补充说，社会的就业问题怎么办？
吕部长讲话，往往点到为止。几年后，我们去丰田看凌志（现在名为雷克萨斯）的生产车间，凌志车间就跟狼堡不一样，它是从无人车间变成有人车间的。最初凌志生产车间全是机械化操作，看不到人，后来日本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改变了生产线，如果人和机器做出来的东西能达到同样的质量，那就用人不用机器。

（除特殊注明外，本文图片均由苗若兰、杨万胜提供）

分享 浏览(414) 评论(1)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