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为什么？            黎 鸣

直到上个世纪（20世纪）为止，全人类之中最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德语民族，其中又尤以讲德语的犹太人为最。正是因此，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三个讲德语的犹太人，他们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他们分别是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全人类之中最杰出的人物。

全人类之中最没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却几乎在一切领域都难有真正杰出的人物出现。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大国，在本国产生不了任何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只有中国。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大国，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宣扬崇拜古人、死人、大人（领袖）（例如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崇拜毛泽东或邓小平的新社会浪潮，等等等等）的国家，也依然只有中国。这种种现象，均说明了什么呢？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均严重地缺乏思辨的能力，甚至缺乏最一般的正确思维的能力。对于这个结论，我是毫不怀疑的，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教育，全都是孔子及其儒家的儒学、儒术的教育，而儒学是纯粹的伪学，骗人之学，儒术是纯粹的骗术、脑残之术；从孔子以来的所有的儒家文人，实际上是一群专门从事“天命血缘宗法等级人治的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欺骗的政治骗子。说白了，儒家即是政治欺骗家的悠久历史中的代称。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思维训练的教育，更不要说可能接受哲学思辨训练的教育。说到底，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根本就不知思辨为何物，更不知哲学的思辨为何物。顺便指出，因为孔儒，中国人与真正的哲学绝了缘。中国人长期以来，其实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哲学的民族。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会有专文作出说明。

说到此，人们会问，思辨是什么？

顾名思义，思辨即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进行对问题的辨识。我们要进一步问，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以及对什么问题进行辨识？

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即称逻辑，逻辑又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直观综合逻辑。关于逻辑问题，我今后还会作出更详细的说明。

辨识的问题主要有三类：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

关于对问题的辨识，我这里只说最初步、最粗浅、最ABC的一种，即对“是什么？”的问题的“形式逻辑”的“思辨”。需要加以着重说明的是，即便是这种运用“形式逻辑”对“是什么？”问题的最初步、最粗浅、最ABC的“思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不会做，而且直到今天有许多人还依然不会做。正是因此，中国文化到了今天，依然还是一座“大酱缸”，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会在一些在别人看来最ABC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胡搅蛮缠，例如“什么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人人生而平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类的问题，似乎中国人是天外飞来的怪物，或者早就已经变成了人类中的“古董”，已经不属于“全人类”。说到底，这依然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教育的严重历史的后遗症：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大脑正确的思维，根本就不需要哲学的思辨，自然，中国人也就根本不可能会具有真正思辨的能力。

“是什么？”的问题是人类中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后面的“做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就将更加难以获得正确的解决。

“是什么？”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在语言的意义上，这是个确立对象名称的问题。如果缺乏关于“对象”的准确的“名称”，人们将如何进行最基本的对话、交流或甚至自身内在的思维呢？偏偏在传统儒家的中国，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名称”都是缺乏最一般的精确性、普遍性的“定义”的。中国的儒家文人，从孔子开始，就从来都没有对“对象”严格、精确、普遍“定义”“名称”的习惯。例如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智”？什么是“信”？等等等等，它们具有精确、普遍、严格的说法吗？没有。中国汉语中“名称”的模糊性或不准确性，大概全世界第一。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逻辑思维，就从孔子及其儒家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文科学生，乃至他们的教师、博导还依然是如此。

千万不要小看了关于“是什么？”的问题的“思辨”的重要性。对于眼前具象的实物对象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不大，例如这个是喝水的“杯子”，那个是拉尿的“尿壶”之类。但对于抽象的，乃至想象的对象来说，如果没有一定逻辑的方法就将是不可能的。例如现在大家经常运用到的“电”、“电子”、“原子核”、“磁”、“平等”、“民主”、“自由”、“宪政”、“选举法”等等等等基本上属于抽象的或设想的概念，如果没有严格、精确、普遍“名称”的“定义”（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概念的本质内涵），它们就将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没有了这些“工具”，我们也就将不可能利用它们去具体实践地“做什么”，自然，也更不可能设想去进一步了解它究竟是“为什么”了。大家可以想一想，连“是什么？”的问题都没有能力去“思辨”的民族，他们能够创造出人类的自然科学么？更又怎么能创造出“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呢？无怪中国的领导人根本就不重视《宪法》。《宪法》是什么？《宪法》恰恰是对“是什么？”的国家问题的最一般、最精确、最普遍的“思辨”，是需要所有的中国人全都认真确认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的解答。对于《宪法》的不尊重，恰恰正是对于全体公民、全民族的不尊重。可以想见，一个受到过严重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领导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把国家的《宪法》真正看在眼里的。例如毛泽东、邓小平。我在这里与其说是对他们的责备，毋宁说是更加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批判。换言之，其他的“中国人”去当“领导”，只要他们依然沉浸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中，他们也同样会根本就不重视《宪法》的“思辨”价值。

一个关于“是什么？”的问题都没有能力进行“思辨”的民族，不仅没有科学，实际上也没有哲学，甚至也不可能会有足以称道的思想。在这样的国家里，《宪法》是绝对不可能受到真正的尊重的。中国人，在孔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的垄断控制之下，事实上即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甚至也没有思想；而中国人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个根本就不把《宪法》当作一回事的国家。中国社会中的一切，全都只能靠统治者的暴力的权力说了算，因为中国人除了表明等级的“礼”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经过他们自己的逻辑“思辨”产生的“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根本就无理可言；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思辨”的传统习惯，从而也根本就没有思辨的能力。

大家大概都熟悉这样一个中国成语：“指鹿为马”。什么是“指鹿为马”？这其实是对没有“思辨”能力的中国人的“文化”的一个最恰当的形容。在这里“鹿”是对象，“马”是名称，“名称”与“对象”永远不相符、不相称。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什么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即是其中的“名称”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与“对象”相符或相称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不是中国人的大脑的“思辨”说了算，而永远都只能是“天命”、“大人”、“圣人”说了算，其实，是拥有“暴力”的权力说了算。这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最终极的“奥秘”。大家还可以想一想，在这样的国度，《宪法》还能够有价值吗？如果《宪法》都没有价值，又如何实行“宪政”呢?（20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