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我听到CCTV的白岩松在＜新闻1+1＞中评论石首事件时候，说到「不明真相的群众」问题，白岩松说：「不仅是石首，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头，这样的语言我们经常听到，既然他不明真相，让他明了真相，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非常简单，你都知道他是不明真相，为什么不抓着这个事情的命根子上。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他就是要了解真相。好了，真相有什么可隐瞒的，告诉他真相，多数人已经解决出来了。」这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说的原话。

昨天，新华社记者黄冠在＜新华时评＞中，又提出了相同问题。

＜新华时评＞说：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资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就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不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资讯不实造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相关。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的原因。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就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值得人们深思。（2009年7月29日 总编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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