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邑历坛遗址与中国授时文化浅说

雨  村

古代的历坛，犹如现在七八十年代大、中城市显要位置上的的四面钟。多为府、州、郡以上大都市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因中国授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历坛的遗存因其年代久远，有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春秋时期宋襄公死后所葬陵墓附近的襄邑历坛，一直被人们传承保存了下来。明、清两代的《睢州志》均记载着，该处的历坛遗址位置在城北，而且是两座。因年代久远，两座历坛又被当地的人们世代相传为凤凰蛋。所以，古之襄邑，后之睢州，今之冠名为中原水城的睢县，又有凤城的传说。

笔者不揣浅陋，以《襄邑历坛遗址与中国授时文化浅说》为题，就古睢水流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便就教于方家。

一、睢水、水族、水书与历坛

 “水”在现在的水族人那里称“睢”（音水sui），而记载水族语言的文字符号称“泐睢”（音了le水sui）。 “泐睢”或许是洛书（le shu）一词的变异。为此，贵州省内研究水书的专家王品魁、潘朝霖教授认为：“水书源于《洛书》，根据易卦、星象、五行之理，进而推演吉凶，预测祸福，解决疑难。从水族古文字看，涉及到阴阳五行八卦方面的文字是相当全面的。”水族人认为，其所传水书系先商甲骨契刻文字。不少中外学者认为水书是研究甲骨文的活化石。

甲骨文中的“水”字，一期作、、、、、，三期作，四期、、繁简不一，作者与《说文》篆文同。像水流之形，其旁或左右之点像水滴。其本意应为水滴或流水。引伸为凡水之称或作。甲骨文水字的构型，水滴多寡不一，用作偏旁时更作、、、等形。如淮字、洛字、洹字衍字泷字、河字。其后因先民们将水的、形意逐渐固化为“河” 、字后，水字也随之脱去了河的表意功能而宽范为水了，作为部首的水径作为水滴之形，如沚字。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先民们早期水与河的概念是混同的，而且先有水，而后才有对河的认识和发现。甲骨文水字无论作为独体字一期的、、这些构形。或是后来作为偏旁的、这些构形，都是河的形象化表述。水族至今保有的水的（睢）的称谓，其实是远古先民对河的最原始的文化称呼。

甲骨文“河”字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甲骨文河字从或。形，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解字为斧柯的柯之本字，形乃儋荷的荷之本字。河、柯、各、荷据王力先生等音韵学家们考证同为歌部，所以甲骨文河、洛应是河、大河、黄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原始的文化称谓。

依据上述观点，我们足可以断定：水书、河图、洛书同系黄河文化之一脉，共源于睢水流域远古先先民们观象授时的文化质点。据《贵州抢救濒临失传的象形文字“水书”》一文称：“水族发祥于中原睢水流域，位于河南省东部，属于夏商文化圈。由于族人自称‘睢（水音）’而得名。”据此，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晓渝认为：“水书在水语中被称为泐（了），虽仅有400多个单字，大概有三类文字组成：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字。作为文字的活化石，水书提供了中华先民文字起源的生动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到古老的造字方法，以及汉族与水族文化的交融。从以上这些水书的研究成果看，我们有理由相信，黄河下游的黄淮地区先商文化发祥地，或许不仅仅是水族人的水书文化之源，更是洛书、河图等中国多元文化传承发展的根系与源头。

睢水的地望，《三海经》、《淮南子》、《左传》、《战国策》等其它诸多古老的典籍中都有记载。其中《三海经，中山经》说：“中次八山，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抒檀，睢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关于荆楚一带的睢水，据石泉先生考证，此睢水（又作沮(雎ju)（水）必在成臼西北，汉水以西的宜城平原上，亦即今之蛮河下游。（祥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一二期《齐梁以前古（沮、雎）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当阳、麦城、枝城考辨》一文）。

很显然，荆楚汉水流域，睢水的冠名，说明楚湘卜巫文化，与先商文化同样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睢水，据《水经注》记载以古之商丘的睢州以西莨荡渠为源头，经睢阳、睢宁、濉溪、盱眙注入淮，这恰恰正是古籍中所记载的睢水流经的区域。它囊括了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相当广阔的大片地域。出土洛书玉圭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和出土七音鶴骨笛、龜甲刻符及酒的沉澱物的河南舞阳贾湖，正在这篇辽阔的区域内。当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玉版证实，早在53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河图和洛书的观念时，至少将中华文化的源头提前了1000多年。当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存出土的的七音鶴骨笛、龜甲刻符及酒的沉澱物，证实早在距今9000年前中华先民们已有了文字契刻、农业耕种、食物加工的文化理念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厚重，渊源之久远，让世界震惊。

睢水的“睢”字，许慎《说文解字》释义为，从目，圭声，仰视，向上看之义。古代先商睢水流域的先民们仰视向上看，看什么呢。按照《易经》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说法，实为睢水流域，先民的领袖们卜日、策月、观察星辰运行规律的真实写照。

睢水流域先民领袖们卜日、策月、观察星辰运行规律的遗迹，就是历坛。按照世纪伟人毛泽东主席的话说：“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这一大气磅礴笔走龙蛇的诗句，既形象生动地界定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又科学准确的概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我们中华民族人文的历史上，无论穴居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或是巢栖的云南“元某猿人”，它们用来猎食的石器工具，粗拙也罢，精细也罢，它们的原始生活方式，都不具有现代意义上“人”的本质。我们只能称其为“猿人”或“类人猿”。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在于人类识记血缘关系过程中对时间的把握。历坛，就是先民们最早把握时间的工具。

动物也可知其母知其父，就是没有基于时间为起点的意识的历史累积。它们除了其母、其父或其子、其女别无它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历史延续为零。先民们把握时间的历坛，不仅仅是人文化的开始，更是文字最早起源的象征。先民们在历坛上契刻下第一道标识时间刻度的符记时，标明了中国最古老文字的记事功能。

二、观象授时与卜、巫

甲骨文中“睢”字的构形，为（目）与（）合文。甲骨文中字，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周甲；目字，与（臣）混用，为示区别，后来眼目为横，臣目为竖。从甲骨文中“睢”字的造字初形，鸟雀之形加一眼目之形和望字、、人体曲肢之上加双目之本意正相符合。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睢”字，其造字构形与蜀、易二字同构或体。很显然，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人长、目鸟长目等神秘不解的青铜彝器，是中华先商传统文化，因血缘关系的裂变繁庶，流徙至此的一支旁族庶宗的先民领袖们，对祖先仰则观象于天，把太阳比做神鸟的卜巫文化的光大与张扬。这应是今日人类攀日登月敖视太空“哈勃望远镜”意识的初萌。虽然那时商的先民们，不可能也不会造出望远镜之类的东西。但在他们远古初萌的意识里，也希冀人类观察日、月、星辰的双目和天空中高飞的太阳鸟的双目一样高远深邃。古代商的先民们仰视向上看，看什么呢。按照《易经》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说法，实为睢水流域先民的领袖们卜日、策月、观察星辰运行规律的真实写照。

冯时先生《中国古代的天文考古学》一书认为，远古农耕时代，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便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伏羲、女娲分执规矩，各尽指天画地之职，他们正是以人类始祖的面目出现的。睢水流域，观象授时的远古大卜大巫们，也许就是神话中夸父、伏羲、后羿等这些先民领袖们的雏形。（详见《巫觋通天篇》）。

据冯时先生对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释读，以为“在中国古代，帝王通常都是最大的巫祝，”“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于人民，他便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伏羲、女娲分执规矩，各尽指天画地之职，而他们正是以万物之祖的面目出现的。”《尚书，尧典》继帝尧取代重、黎之后，一统天下，他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后来并把这种授时立法的权力传给舜。《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远古先民圭表测影是何时起步的，已无从稽考。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景、影古音同字通。由此可以看出夸父所追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测量日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观测太阳自日出到日落的运行规律开始，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各种天文仪器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圭表的起源。原始的圭表，又叫做髀（bi），它实际是直立在平地上的杆子。传统圭表的高度一般为八尺，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人体的身高和长度，因此，这不能不说是远古先民们，在利用标杆测影之前，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岁月里，先民的领袖们，是以自己的身体测影的。先民们测记影之长短变化的第一道刻痕，就是人类社会属性意识符记与固化的原始质点，就是文字符号的起源。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时间排序问题，据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对甲骨文的深入考证中以为：王亥是殷商先民们以辰记时命名之始的第一人。殷商先祖之一的上甲微是以日命名的第一人。自契以下多用时命名。所谓恒秉季德的王恒，亦取象于月弦。以时为名是殷商之制。而夏后氏之世系的孔甲、履睽实为王亥、上甲微之后出。而王国维先生又从甲骨文的辩识中进一步肯定了“夔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帝喾，名俊，以为帝舜之假借。舜也应为殷商的先祖之一也（祥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一书）。如果喾、舜、禹同为先商殷民领袖的话。远古睢水流域先商文化的起源，就是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始质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应该从这里掘下第一铲。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应当知道：中国人的第一本上古之书《尚书》，多篇什中所记载的史料，都已经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一元观。尤其虞夏书中以为，商之商契、夏之夏禹、周之后稷都是舜的幕僚，同为黄帝的后裔，直至其后的秦之恶来、汉之刘邦都可以追至先祖黄帝那里。这就是华夏儿女同为炎黄子孙的文化渊源。

这里，我们还可从《史记》流传的史料中找到些蛛丝马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克殷后，封纣辛的儿子武庚禄父于殷，今之安阳一带（晚商纣辛的都邑朝歌之废墟）以延商祀。；同时又复求舜后胡公满者，得妫(gui)满，陈胡公满者，虞舜之后裔也，封之于陈，今之淮阳一带（陈地应为有舜一朝的旧墟），以奉舜祀，是为胡公满。；求禹之后，得东楼公，东楼公者，夏禹之后裔也，封之于杞，今之杞县一带（杞地应为有夏一朝的旧墟），以奉夏祀。因管蔡之乱，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今之睢县一带（宋地应为成汤旧墟），以继延商祀。根据武王、周公封祀的这些记载，无论武王封武庚禄父于殷，或周公继封微子启于宋，封胡公满于陈，封东楼公于杞，对这样重大的政治生活事件，周武王也罢，周公旦也罢，是必定要征询史官们意见的。是时，史官所记汤、舜、禹的活动地域，今之睢县一带、淮阳一带、杞县一带，正是先商文化发端的远古地望。

三、夸父之髀与圭表之针

甲骨文的“卜”字构形，已经失去其本意了，这时的先民们，已经忘记了祖先以身（髀bi）测影的辉煌传统了。他们把“卜”字拟写为或无论早中晚其都无什么变化。以为卜是龟甲上的烧灼裂纹形，或是烧灼龟甲时发出的“卟，卟，”声。早已失去其卜与巫作为先民的领袖们，和人之始祖以身（髀bi）测影的文化本根了。

但是，当我们撇开“卜”字，从其它相近的文化造字构形中，仍可发见其真实生动的文化发展轨迹。比如“元”与“首”字。元，甲骨文一期为、、、、，二期为，三期为，甲骨文字典解字为从上，从人，人字从上，可否会意为上为日，下所从人的侧影，是否就是先民们卜日以授时的发端呢。因为，甲骨文中真正像“人”字构形的应为、、人的正立之形，而后人皆释义为“大”字。

单说“元”之造字，《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元”皆释义为首，元首，至今仍释义为领袖即卜（公卜、仆）臣（臣官、僚）。甲骨文（元）一字的构形，会意为上为日，下所从人的侧影，形意为先民们卜日以授时的发端，难道不正符合冯时先生所说的，人之始祖以身（髀bi）测影的文化本元吗。 

卜与巫的文化源头，是华夏先民们告别野蛮与愚昧，迈进农业文明的第一步。先民们观象授时的历坛，是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古之襄邑，后之睢州，今之冠名为中原水城的睢县两座历坛遗迹。又被当地的人们世代相传为两只凤凰蛋。相传，远古时期，这里的睢水流域，有一座城池，状若展翅欲飞的凤凰，城邑郊外有两坐高大的土丘，是凤凰下的两只凤凰蛋。一旦凤凰展翅高飞呈祥，这里将出一石二斗芝麻粒那么多的大官，统治天下。

凤城外两座土丘是凤凰蛋之说，显系荒谬。两座高大的土丘，作为远古先民们观象授时的圭台较为可信。圭台一呈阴，一呈阳。呈阳的圭台，是先民们观察太阳日影变化之长短，测算太阳运行规律而授时记日的，是为十天干的阳历。呈阴的圭台，是先民们观察月亮变化之影形，测算月亮运行规律而授时记月的，是为十二地支的阴历。所谓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实际上是远古先民们对时间观念的把握，先由观日，而后测月，进而测星辰的历史真实写照。
    睢水流域先民们测日的圭台，是人类把握时间的第一座大钟。当先民的领袖们，在睢水流域的圭表上为太阳的投影深深契刻下第一道标识太阳影之长短变化的印痕时，人类对时间的把握才有了深厚的根基。人类意识的符记化，文字的起源才有可能。

人类对时间的把握，使四时有序，万物有灵，日月生辉。惊天地而泣鬼神。至此，沉寂的中华大地上，因了睢水流域远古先民们思想意识原始质点的大爆炸，而不再空冷和死寂。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时代，称之为思想大爆炸的话，那只能是形式上的，是睢水流域圭表测影授时意识符记化大爆炸的继续。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元发展观，先民们观日察月辨星辰的所有历坛，应是肇始于夸父，后羿这些被称之为卜与巫的先民领袖们。不难想象，夸父，后羿这些最先察觉到日影变化的先民的领袖们，是从自己长期的观察累积中，发现了人的身影随着太阳的起落、气候冷暖更替不停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规律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由卜、巫们观日月、察星相流变而来的天文、星相、术数、八卦、中医、仙道、儒术、墨家、名辩等诸子百家思想之源。

可以想见，中国原始古老的，天垂像，见吉凶的发现与先民们的生命活动悠忽相关。随着太阳下人们身影的变化，哪里可以采摘到果实，哪里可以捕获到更多的渔猎，哪里可以捡拾到鸟卵充饥，吃不完的籽实何时可以晒干储藏，何时可以撒播到田野里再次收获，人类何为生，何为死，何为幼，何为长等等这些人文化的思想理念慢慢浩繁壮大起来。

我们第一位远古先民发现太阳下自己身影变化的那一刻，就是远古人类混沌初开的那一刻，就是远古先民们由类人猿或猿人进化为人的本质特征的那一刻。站在这一质点上的第一个伟人。就是人之始祖。他的贡献，他改写人兽之别的功绩实堪万世敬仰。

毫无疑问，血缘等级秩序的形成，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属性的政治生活秩序的始点。它是人类告别动物群居野蛮的生活方式，由母系游牧渔猎原始动物般无序的生活方式过渡到文明有序的父系氏族血缘生活秩序的开始。

因敬授民时，辨方正位的历法，即太阳天干历不精确，先民们在不合时宜的种植粟、黍之类的谷物时，不是因他们过早撒播的粟、黍种子，出土后未能结籽就枯萎至焦，就是过晚而被霜冻枯杀。为了准确的观像授时，让他们的子民或者以他们为正祖、正宗的别祖、别宗的子民们丰衣足食，神话中的夸父或者后羿这些公卜（仆）们，就用自己的身体作圭表，以大地为表盘，任凭夏日的灼烤，或者冒着烈日目不转睛的观察圭台上圭表日影的长短变化，或者酷暑中大汗淋漓的奔跑着，把观测到的时间变化敬授给他们别宗庶族的子民们。道渴而死的夸父，不是热昏致死在观测日影的圭台上，就是热渴至死在敬授民时的道路上。他们是基于血缘亲情，为了中华先民们争脱原始的愚昧状态，迈入文明门槛而勇于殉道和奉献的神灵与鬼雄。这就是中国传统卜、巫文化的精髓和起源的历史写照。

古之襄邑，后之睢州，今之冠名为中原水城的睢县两座历坛遗迹，显然较之王亥观察大火星的历坛古老，但，真正称得上人类第一大钟的历坛，或许就是在其阴阳两座历坛之前，我们现在的人们称之为夸父的身影。冠名中原水城的睢县，理应在观日测月两座历坛的基础上，恢复重建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时间陈列馆。让我们的先祖夸父测日的高大身影之髀（bi）表，作为时间第一大钟永远屹立在中华传统文化辉煌发展的第一时间坐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