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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炮打司令部》

2013-09-05 11:22:59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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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炮打司令部》

——从毛泽东的“大字报”看发动文革的动因、动机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以大民主反腐败”吗?因为反腐败所以“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吗?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吗?非也。让我们重读毛自己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此为线索对历史做一番厘清,这是解读文革动机最权威的史料和钥匙之一,我们完全可以温故知新。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认为毛出于“反修防修,以大民主反腐败”,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是迄今为止某些试图为文革翻案和支持文革者的看法;认为“文革虽有严重错误或失误,但不能彻底否定,因文革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它重点是‘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腐败,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效果还是明显的’”;还有人认为文革随着毛的去世才“彻底失败”了,这是笔者最近看到还算比较“理性”的网友之论;当然更有甚者,某大领导两年前在某大学上党课说时正儿八经地说:“毛发动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但他后来搞错了,犯了大错误”。

这些,都说明文革流毒远未肃清,文革历史被遮蔽,反思遮遮掩掩不深不透,导致社会认识混乱、撕裂;而且终使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既然大领导都认为毛发动文革“动机无可厚非”,那么更多对文革具体历史过程不甚了然也未经历过文革的人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就不奇怪了。所以,有必要从毛自己所写的作为文革“总攻动员令”的大字报入手,厘清历史事实逻辑,看看毛究竟因何发动“文革”,其动机是否“无可厚非”。

中共对毛发动文革全面正式的评价,这里就无须详细陈述了,中共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述备矣,这里摘录一点结论性表述,无疑,笔者认为还是实事求是的——

上述《决议》在充分肯定了毛的功绩,肯定了1949年建政以来直至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决议还指出:文革理论“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笔者注:《决议》这里要说的是“切割”,把文革左倾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即毛泽东文革左倾错误论点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本身。)

对上述结论,反对的人是有的,但国人大多数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的。为何说“部分同意”?那就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有逻辑联系的,“文革”岂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自己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他把打败蒋介石和抗日作为一件事,而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革”,而且还说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当今被否定的文革理论(占毛自己所认为的1/2)如何能生生与毛的思想切割“区别开来”?强行切割,理论上勉强可以自圆其说,其实难以立论。所以笔者基本赞同《决议》对文革所下的结论,但对“完全区别开来”一说不敢苟同。

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毛为何发动文革

其实毛自己说得够清楚了。1966年5月16日公开发布了毛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央《五一六通知》,这是文革的总攻令;两个多月后的8月5日又发表了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文革的冲锋号,并且基本指明了总攻的具体目标:刘少奇以及所有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不同意见的领导(而后必然包括与此有关的群众)。目标既已指明,文革动机究竟为何也就基本明了了。47年后,当我们重读《炮打司令部》,回顾1949年以后的历史,可再次体验什么叫“温故知新”。

二、重读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文

毛的这张“大字报”仅二百来字,但字字千钧,尤其结尾,的确“发人深省(醒)”,而40多年后再读,更加“一览众山小”。请看全文——

全国各地游行欢呼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年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如今年逾花甲及更年长者,对以上毛的表述都会有切身感受和清晰的历史具象联想,对于历史事件的逻辑更加清楚,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上。

三、《炮打司令部》四层意思,揭示毛发动文革的动因、动机

第一层高调赞扬北大教师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餐厅东墙贴出的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为“马列主义大字报”。毛如此高调评价的原因,是聂元梓大字报剑指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派到北大的工作组,宋硕等正是工作组负责人(现在知道,此大字报乃康生授意聂所写)。

第二层毛对文革初期派到各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严厉批判

关于此事的背景是:文革初期,谁也不清楚运动具体该如何进行,《五一六通知》中也为未出具体形式。文革是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所以一开始中央的许多领导包括刘少奇在内,都认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或如1957年的整风,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刘少奇曾回答群众有关文化革命究竟怎么搞的提问时坦言:“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

人民日报发表毛《炮打司令部》并配发社论为了不使大局失控,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同意)派出工作组到北京大中学校领导运动有序展开——从土改到历次运动,派工作组进驻单位领导运动开展几成惯例。但毛后来发现,工作组“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把运动局限在意识形态争论上,而没有对准“走资派”,甚至像“反右运动”那样把尖锐批判党委领导的人看作反党行为。这就是毛所谓“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含义。而聂元梓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的正是北京市委派到北大的工作组负责人。(后工作组撤销,全国大乱正式开始)

如果说在文革一开始,刘、邓等中央众多领导并不清楚文革的指向和该如何开展的话,那么到了毛《炮打司令部》发表以后,再联系到中央此前的《五一六通知》,应该都基本清楚了文革是要整哪些人的。所以1966年底,在毛约见刘少奇谈话时,刘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的职务,回延安或老家种田;希望早日结束文革恢复国家安定。但即便刘表示“投降”也不行,毛没有批准,而是要刘回去好好读几本书(书名略)。这足见文革并非仅仅解决刘少奇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要在全国彻底整肃不能完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要把领导权统统夺过来,以贯彻毛式“社会主义”路线。

第三层,直接点明了发动文革的动因、动机,所谓“发人深醒(省)”。

1、所谓“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是指什么?

“大跃进、以钢为纲”“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等脱离中国实际的乌托邦极左路线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物资极度匮乏到连电灯泡、草纸卫生纸都需凭票证限量供应,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各地发生严重的饿死人事件,据《党史》记载,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负增长一千多万(民间统计和有关地方的统计之和大大高于这个数字),国民经济岌岌可危。这是罕见的——因为全国军民在日本入侵中国的8年中死于战火的总数也只一千八百万左右

大饥荒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62年,中央为了总结教训,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上,破天荒地鼓励干部们提意见,说真话,有的县委书记边流泪边诉说着工作之难和巨大的心理负担。毛、刘等领导人均发表了讲话,毛也表示了中央的错误他本人也有份,有责任,因为他是中央的主席——这已使与会干部感动不已。言路渐开。毛泽东同意进行全国经济大调整,以度过难关,改善和恢复国民经济,并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七千人大会前后,基于无法回避的事实,经毛同意,中央给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因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的省市县各级有关领导干部甄别平反。

在刘少奇、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充分重视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具体落实“经济调整”工作。重新重视农业,调整国家计划,适当压缩工业指标,调整过于严苛的经济政策,适当允许自由买卖,适当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在一些国营工商业实行“自负盈亏”的“承包制”。这期间,部分省上报各地要求“包产到户”或“责任田”的请示(大饥荒中,有的农民提出如果允许“包产到户”,他们可以度过饥荒而不需要国家任何帮助),刘、邓、邓子恢等中央领导表示可以尝试。以上简称“三自一包”,文革中被称为刘、邓等一大批老干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罪状之一

“经济调整”立竿见影。当年夏秋,许多地区传来粮食丰收的喜讯,国民经济经的恢复看到了希望,市场物资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毛泽东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对如“包产到户”等有关宽松的经济政策则明显反感,对所有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同僚要么表情严峻,一言不发,要么提出严肃质疑;而对于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直截了当汇报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的情况和感受,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的极大干劲,效果显著,可以尝试,毛则明确给与严肃批评,认为是刘少奇派来的“说客”,田家英在文革初遭到冲击,这便是一大罪状,田家英后来成为中南海干部自杀第一人……

在毛泽东看来:1962年,刘、邓等过于夸大了困难和错误,动摇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那些“调整”明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同时,毛自己在党内原先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受到了因“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带来的挑战)。这便是所谓“右倾”毛要反击了。

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一结束,第二天毛即乘专列拂袖而去,离开北京视察各地,强调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要提高“阶级斗争”意识,坚持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但他发现各地还是谈生产、经济居多,对于“阶级斗争”谈得较少。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毛是不服气的,他认为问题是主要在下面的干部,认为刘、邓、周夸大了困难。毛同意“经济调整”是不得已而为之。江青后来说过:“‘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憋了一口气”,这是符合事实的。

数月后,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西楼”:指毛离京时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开的一次有关经济调整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所谓“地也分了”其实是“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分歧已明确显现。

毛泽东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在6个月以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则正式而明确说:“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指农村的“包产到户”),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毛泽东将此上纲上线:“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现在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直接说:我们“就是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正式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且上升到“共产党会不会垮台”的问题。肃杀之气已阵阵袭来。

这便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其历史背景和指向——七千人大会后为恢复经济度过难关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政见有分歧的同僚。毛认为他们是“右倾”。

今解密档案披露:毛泽东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这也足见毛对于“七千人大会”确实是“憋了一口气”的;而“文革”正是毛向全世界“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的“作战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为何不仅仅是斗垮“刘、邓”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反腐败问题,而是在全国斗垮所有曾经与刘、邓有类似思想倾向和政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而是对动摇他那种已被证明错误的“社会主义路线”和权威的全面反击。毛1969年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所说的话更证明了这一点。毛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们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见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红旗》杂志第4期)

2、所谓“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是指什么?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是毛提出的,意在通过运动坚持走他认定的那种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基层工作经验的启发下又简称“四清”运动。并由刘少奇担任此项工作领导。

刘少奇也认为进行这样的教育运动是必须的,农村中霸道而腐败堕落的干部并不少。在实施过程中,刘认真从中央起要求各级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基层发动和领导四清运动,并严肃要求中央各部委必须派出干部轮流深入基层。应该说,刘当初还是很“左”的,甚至有“土改”工作组的遗风,对农村干部的腐败、经济问题等“四不清”开展了严肃斗争,开斗争会、控诉会,后来还扩大到“黑五类”,吊打罚跪都有。——这就是毛泽东在大字报中所说的“形左”

但在对“四清运动”的矛盾性质认识问题上,毛、刘又有了分歧,且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

“四清”运动,刘少奇是将腐败干部和四类分子一起斗的在中央高层的会议讨论中,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或者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但毛泽东则直言:“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显然,毛主要要解决的是与“1962年的右倾”有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推行“调整经济政策、三自一包”颇为积极的问题(这之中自然不排除干部的腐败堕落问题,但并非主要目标),只是没有说得非常明了。但从毛、刘上述对话中已经昭然若揭的是:毛、刘都主张“四清”,刘也未反对“阶级斗争”一说,并很过火很“左”,但他应当并不理解毛所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的深意,所以刘不赞同人为将重点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认为该是谁就整谁,尤其是腐化堕落分子。这在今天看来更是十分明了的。——这就是毛在大字报中所说的“实右”,不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右”了

但我们现在很清楚:如果说农村中出现不少干部霸道、腐败堕落问题,这是专制性制度产生的还是“大跃进”“大饥荒”后的“经济政策调整”产生的?无疑是1950年代以来民主监督丧失殆尽、书记决定一切的体制造成的——毛自己也公开坦陈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许多人不敢讲话了——谁敢向书记、干部提意见?“反党、右派”的帽子等着呢。这使得农村的一些书记、领导更加有恃无恐。但毛始终将农村干部腐败堕落问题与所谓“经济政策调整”“包产到户”的所谓“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关心的还是他所反对的“包产到户”等相关政策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要论证自己路线的正确,错误在与刘、邓等搞“资本主义”。可是,实践证明,没有1962年经济调整后稍稍宽松的经济政策我国如何能快速走出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如何能使市场物资稍稍充实起来?

毛针对上述所谓“1962年的右倾”而发动文革,这难道就是某位大领导所说的毛发动文革“动机是好的,无可厚非”吗?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反腐败”吗?如果说“反修防修”,那么我们知道,赫鲁晓夫除了批判斯大林、除了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曾有过议论以外,他搞了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吗?他派兵血腥镇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并得到毛的支持和肯定,这也是“搞修正主义”吗?他与美国进行对话缓和东西方“冷战”甚至引发世界核大战的危机,这是“修正主义”吗?毛晚年不也是与美国搞缓和,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握手谈笑风生并实现中美建交了吗?而事实证明苏共的垮台正是极权残酷统治导致严重腐败铸成的,而苏共的垮台也是在赫鲁晓夫下台20多年以后的事,毛提出的“反修防修”即便从毛自身的实践和后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有何道理?

第四层,告诉国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要“炮打”要“夺权”

相信毛那张“大字报”1966年发表之时,能真正关注并透彻理解到最后那“联想”的两句话的,不会是国人大多数,尤其是北京以外的地区;而对于大字报之题目“炮打司令部”则更使许多国人满腹狐疑:这是要“炮打”谁、炮打什么呀?那个“司令部”在哪儿?“司令”是谁?直到人民日报开始用“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说,人们才逐渐明白文革是要干什么。

有“司令部”,那么除了“司令”就还有一班人,这就是为何中央到各省一大批与毛共同“打江山”的同志如刘、邓、陶、贺龙、彭德怀、薄一波、习仲勋、任仲夷等等等等纷纷遭批斗、打倒、迫害致死的缘故,而剩下的自然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了,这司令部里有林彪、王、张、江、姚、陈伯达等,而林彪出逃后就剩下那四个主要人物了。

既然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省、市地方也不例外,改组北京市委是第一个小战役,接下来就有了毛泽东所鼓励的各地“造反派夺权”,政府也不要了,代之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经审查忠于毛的“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的“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用文革语言一言以蔽之,即“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毛实践了他“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的誓言,而且大获“全胜”。

毛泽东与“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1968年9月全国各地“夺权”全部完成,各省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被称为“祖国山河一片红”(台湾省除外),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毛泽东“胜利”了,毛泽东思想也占领了包括杀猪、治疗聋哑病人、精神病在内的一切阵地;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也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代替他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林彪”,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还破天荒地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毛真的胜利了。毛坚信,这样的阶级斗争式的“文革运动”“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才可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林彪出逃给毛巨大打击然而让国人始料未及的是,最最忠于毛的林彪于1971年9月12日出逃,9月13日凌晨约3时飞机失事摔死于蒙古草原上。国人想到每天早晨“早请示”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就要“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竟然……国人一头雾水,懵了,继而惊得目瞪口呆:这是怎么了?文革忙了5年,武斗死了数百万人,最后弄出个林彪?这太让人无法理解了。人们对“文革”即革命逐渐失去了热情和兴趣,人们乘着生产松懈都纷纷忙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去了……有人说,毛的去世使“文革”彻底失败了,而事实是,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就已经宣告了“文革”彻底失败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说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其原因究竟何在了。而毛也因林彪事件受到重重的一击,毛身边的人回忆,林彪事件后,毛突然老了很多,不再“神采奕奕”,而让人不忍目睹……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依然统帅全国,只是“副司令”叛逃让人匪夷所思。又过了两年,毛与美国总统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握手言欢,中美建交,而朝鲜、越南等国则认为中国也“修正主义”了,毛竟如赫鲁晓夫一样与不共戴天的“敌人”握手言欢谈“缓和”了……

四、结 语

“文革”岂是一篇文章可以下“结语”的?这里的“结语”只是对本文的小结。

说了简单的常识其实,毛自己的《炮打司令部》和文革前后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毛发动文革的动因、动机和理论都是错误的、荒谬的,而不是某高级领导所说的“无可厚非”,而是“大有可非”历史事实以及毛自己关于要向“全世界作战”的誓言乃至《炮打司令部》都已证明,“七千人大会”以及其后的经济调整,已种下了后来“文革”的根,那“根”与反腐败基本无关;而是要让他所认定的所谓“社会主义”路线及其在全党全国的权威处于不可挑战的地位,要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是正确的,谁反对毛主席必“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事实也证明,不光是“走资派”,即便一般群众,只要对“文革”有不同看法,哪怕“弱弱地”说错了一句话,也都遭到专政“亮剑”,关之杀之无法统计,儿子揭发母亲,男友揭发恋人,即便“情书”中的言论也能成为定罪诛杀的理由。一句话,一切以“毛”划线。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因思想言论遭杀戮,便是这无法统计者的典型,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表述是实事求是的,请允许笔者重复:“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难道不是吗?“文革”炮打了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换上的“亲密战友”林彪却最终匪夷所思地叛逃敌国,全国人民白忙活了6年;而除了“两弹一星”,我国国民经济和艰难的民生水平远远落在了台湾、香港、韩国等“亚洲四小龙”之后,有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内地1949年以后冒死逃往“资本主义香港”的“黑潮”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

其实,林彪事件的发生,就足以证明“文革”的荒谬绝伦。一些人用眼下的弊端来证明显然错误的“文革”似乎还有什么“合理成分”或“动机无可厚非”,除了对历史无知,或者不负责任,剩下的只能是如重庆曾经的那位薄姓掌门人的别有用心。而至于毛发动文革的“左倾错误论点”究竟错在哪里(即便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林为何反目,那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    

2013年9月4日  

相关链接

1、被毛高度评价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原文(聂元梓等)

2、人民网“党史百科”: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

3、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2975年第4期)

4、王聿文:七千人大会上本不愿意自我检讨的毛泽东被谁“逼”着检讨?(等)

5、人民网: 江青为何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

6、党史文苑:1962年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 面斥刘少奇:你急什么?

7、百度百科:“四清”运动 (附:“四清”运动中的离奇改选/“形左”一例

8、中国共产党《党史》(二卷)

9、应学俊: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

10、视频:黑潮——30年逃港风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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