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强县市”排序的镜鉴意义

                    鄢烈山

    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排名新鲜出炉，上榜的特别是名次提升县市的党政领导人为之欣喜，这是不言而喻的；毕竟是一种高级别、权威性的政绩评估，也是本地经济文化营销的镀金名片，抵上多少亿的招商引资广告费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而言，是否在乎因人而异。我湖北老家也曾是“百强县”，我留守农村的兄弟姐妹却不曾感到什么好处，我回家只是感觉家乡被GDP污染得好景不再。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撰文说，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得到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就是因为有县域经济竞争这样一个好制度。这个极其自负的学界老顽童加资本家的话，顶多说对了一半。 迄今我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市管县”为主，县域经济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现在正在酝酿省直管县，县委书记由省委任命，县域经济和社会建设展开全面竞争，好戏还在后头呢。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突破行政疆域的束缚，按自身规律一体化，农村和农业县的进一步城市化，更是必然趋势。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全国“百强”县市的排名，可以更超脱，即无论是否县市级地区和单位，都可以之为镜鉴，吸取一些有普适意义的发展理念和经验，而不必拘泥于自身是否在“圈”中。  

    这一届，全国有2001个县域经济单位参与竞争，进入百强县（市）排行榜的分布在18个省（市、区），
江苏27个、浙江26个、山东26个，三省所占比例最大。而且百强县数量最多的江苏省前十强占了七席。相比之下，本省广东参评的有67个县市单位，仅增城、博罗两家进百强，增城一家跻身第十名。即便南海、顺德等县级单位未因变成城区而退评，历史上广东最多也只有15家进百强。比起江浙鲁三省，差距在哪里？差距首在广东的经济发展不如人家均衡，除了珠三角，粤北、粤西，粤东不少县市发展还不如内地不少县，虽然这两年“双转移”后有了较大的起色。

    其次，勿庸讳言，珠三角的发展，前些年主要靠“三资”企业搞“三来一补”出口导向的加工，是“两头在外”、出租厂房为主的经营模式，而江浙的发展主要靠内生的民营企业，以“乡镇集体企业”经改制转型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民企为主。虽然昆山等地是引进了大量台商和外企后发展的，但温州、台州等地的制造业、义乌批发市场等却是本土滚雪球做大的。这与本省东莞等地区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同，也更抗冲击。顺德区、南海区以及佛山全市，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的当下，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12%以上的经济增速，高居珠三角之首，我想与江浙鲁一样，是得益于民企的活力和内外需并重的产销模式。这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吧？这种发展模式的另一好处是藏富于民可持续性强。这几年我多次去过苏锡常和杭嘉湖平原，光看民房村落就感觉那里大多数民众比珠三角一般百姓富裕。

   据介绍，这届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评价是从“城乡、区域统筹”、“强县富民一致性”和“科学发展环境”等三方面来开展的。《南方日报》报道增城《全国十强是怎样炼成的?》，介绍的主要经验有三点。一是“三大主体功能区科学布局”；二是在城乡营造一流创业宜居环境；三是保护式发展，让山区“包袱”变身绿色财富。（详见7月27日）本人对增城了解不多，只知道有同事在增城的“凤凰城”、“恒大山水城”购房，说环境确是很好；一些朋友说增城开发的白水寨景点可算点石成金。想来增城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也体现了上述三条评价标准。

    因此，不论是县市还是城市，我认为像增城和其他“百强”“十强”那样，根据自身所在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现状、生态环境等发展要素，制定可持续的城乡一体以富民为前提的发展战略，是有普遍示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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