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朝鲜为什么视韩国为眼中钉》中，笔者认为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而在中国历史上亦如是，“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汪逆兆铭，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汉奸”——汪精卫。

在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对汪精卫的痛恨至今尚未减退，历史却跟我们开起了玩笑，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即使部分国人仍然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多次抗议，也没有阻挡日本在几十年后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商，中国人也渐以平和的心境接受了现实，任何仇恨都不应放弃对双方发展有利的合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就罢了。但是，“自己人”汪精卫却仍然被视为最大的民族恶人，遭受世人的无情嘲骂和鄙视。

对叛徒的不可原谅是人性的本真反映，鲁迅就曾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勇于与敌人斗争的英雄主义，历来被推崇，但事实上，“明哲保身”这个古训对中国人来说会比“拼死一战”更为受到实际认同。认为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那还不如先屈从，保住民族、种族的安全更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武士道精神，让一部分人去做就足够了。但是，为什么总是这些人去扮演毫不留情抨击“汉奸们”的角色呢？因此，对所谓汉奸的区分，往往是带有政治目的性和偏激性。

从这个角度看，汪精卫的汉奸帽子被扣得有些冤枉，事实上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一九三五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

后来历史学家终于说了句公道话，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这之前，日军所到之处，耕牛全部杀光，农民根本无法进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跃在江南广大乡村的新四军、游击队也没有办法，总不至于牵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这个时候农民就希望汪政权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好。当汪精卫和日本和谈并签订和平条约后，国人却不让了：叫你保护我们，没叫你卖国啊。进退两难汪精卫，面对国人的撕破脸般的炮轰和指责，不仅仅是委屈了。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如果我们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合理性，就无法否认汪精卫以既失的国家利益换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一味地指责其为卖国贼。

平心而论，在那个动乱的二十世纪，没有谁是真正爱国的。反而卖国的例子信手拈来：

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封建王朝如此不堪，决意革命。于是跑到日本，马上就和日本政要、财阀们勾搭上了。他剪了头，穿上和服，蓄起日本式小胡子，他要求日本出人，出钱，出枪，支持他推翻中国政府，私下谈好的条件是把东北划给日本。

作家郁达夫，是民国名气最大的翻译官。他任职于印尼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为日本担任翻译。五十年代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不是地下党派进去当宪兵，他是完全自愿的，居然成了烈士？而被地下党派进去的另一个作家周作人，倒是做稳了汉奸。就因为他和另一位被推举为爱国先锋却私下和日本人交好的鲁迅吵翻，按照非友即敌的理论，周作人成了汉奸。

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横扫日本棋坛十五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音乐家马思骢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

令国人无语的是，老耄都觉得日本侵略中国是好事，他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老耄果然真性情，日本要赔钱还非常慷慨坚决不要，弄得民间索赔官司打了这么久，毫无进展。

就连南京大屠杀，日本进城兵力约5万，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日军不仅大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日军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中国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不知有没人注意到两点：第一、30万中国人对阵不足5万的日本人，特别是众多的军警人员及青壮年（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以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加起来已至少超过万人）竟然没有几个人去反抗，都乖乖地受死。第二、在日军占领后，扬言“放下武器投降者一概不杀”，听闻这个唬人的话语后，全体人员兴高采烈，大开城门迎接日军，毫无亡国者的样子，人人乐当“汉奸”。这才有作家感叹：抗战之所以打了八年之久，皆因汉奸太多。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现在已是和平崛起，没有外敌，但遗憾的是现代的“汉奸”却越来越多，将自己财产家人转移国外，只身留在中国敛财的裸官裸商们依旧“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史学家们困惑了，这该是卖国还是融入世界的体现呢？

俱往矣，抗日战争都过去几十年了，“爱国者”不断被唾骂，“汉奸们”却在逍遥，到底是谁出卖了中华民族呢？谁是卖国者们的“替死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