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解读

――还你一段真实的文革史

前言：“文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史以及国际共运探索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文革”的功过是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猜测，不同的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解读，这完全是源于一个正常的学术争论，跟其它任何一个普通的学术争论一样，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维进行不同的解读，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我遗憾地看到，现在社会上风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是一些人完全在不尊重事实，主观臆断、凭空猜测得出来的，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要强加于别人，这既是一种学术不端的行径、更是一种对历史、对后辈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损失将会是巨大的，这种不良影响将是深远的。有鉴于此，我本着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良心，在尊重事实、注重证据的基础上还原一段真实的“文革十年历史”，这仅为一家之谈，希望大家能理智看待文章中的观点，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引导大家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一段真实的历史，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一段曾经失落的迷题，也不枉我这篇“抛砖引玉”之文章。

关于“文革”的时间界定，学术上存在三种说法：第1种观点认为，“文革”的起始时间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这是民间和官方比较普遍认同的说法；第2种观点，近年来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第三种观点，近年来部分外国学者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4年周恩来、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历时八年左右。

一、            关于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及动机。

关于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社会上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这些流言或是来自于主观臆断，或是来源于凭空猜测，却没有任何一个谣言有证据拿了出来进行印证。

1“夺权说”：谣言主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刘少奇的威胁，要借文革之手夺去业已失去的领导地位，故发动文革。这个谣言的主要根据是1970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①，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防止刘少奇对他领导地位的威胁。其实只要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谎言是一个拙劣的不堪考证的恶毒的攻击，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知道刘少奇是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错误地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而推动这个决议的，正是急切地想成为接班人的林彪、江青等人所为②。而我们知道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含冤病逝，而1970年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是为防止已经含冤辞世的刘少奇吗？以当时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一呼百应的威望，就是到了今天也是任何一个人也无法匹及的，这种威望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的。而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一职，倒的确是为了防止一个业已浮出水面的野心家――林彪，这也是后来导致林彪暗杀毛泽东及叛逃的一个诱因。

2“卸磨杀驴说”：谣言主要说毛泽东主席借文革杀掉大量功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这就更说不过去，我们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在他自知“驾崩”之年，就要为自己的继承人扫除可能威胁到统治的障碍，同时也要保留很多辅佐新帝的贤臣，这里要扫除的障碍，无非是三种人，一种人是功高盖主之人，二种人是桀骜不驯之人，三种就是储位之争的敌人；这几种人要么是新君无法驾驭之人，要么是可能造成江山分裂之人。而我们看到，在文革中已到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主席，他不符合“卸磨杀驴说”中的任何一个诱因，首先已经不是家天下，我们看到他比较钟情的两位内定“接班人”，一是刘少奇，据文史考证，刘进入毛内定“接班人”名单最早要追述到1946年的重庆谈判，可见当时主席早已经想好中国未来的规划，将来是肯定会走出“家天下”的怪圈的，而后因为双方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发生分歧，刘少奇主张的道路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复辟”，在加上另一位“接班人”――林彪，与江青联手推动下，使刘成为“储位争夺战”的牺牲品，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家天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再加上毛泽东在群众与军队心目中一呼百应的威望，没有任何人能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因而他没有屠杀功臣来巩固自己以及后继者的统治地位的动机，“卸磨杀驴说”是不能成立的。

目前国内外许多知名学者比较一致的结果来认为：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毛泽东发动这场 “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强烈的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作为对这一理论的科学试验，文革的实践就开始了……归根结底地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是一场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造。

二、            毛泽东稳定“文革”的若干举措。

当“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引起全国性动乱的时候，面对极为严重的几乎推动控制的动乱局面，毛泽东主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1967年8月底，他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命令。对部分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管。7、8、9月内，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鉴于大批干部被打倒的事实，重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在工人阶级的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呼吁各自要多做自我批评。他重申“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提出“要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变相武斗”；并批评红卫兵说：现在他们（红卫兵）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1968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审查。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全国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967年冬起，社会动乱局势一度趁于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林彪、江青集团背着垂暮之年的毛泽东，试图借文革这个浪潮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以便在将来的权力之争中获利，他们不甘心文革就此终结，从中不断干扰和破坏，将中国再次推入动乱的局面。

至于文革中的其它进程和事件，由于时间限制，在这里不再做介绍，但从上面的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之乱“乱”自何来？从某种程度来说，文革是在一个集体狂热时代，由一生为了群众致死也没有放弃探索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发起，本意是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却被几个暗藏鬼胎的人私下里策划着，被无数狂热的人推动着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很难说清楚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不过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此几乎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毛泽东主席。也许有很多在这场运动中的受害者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这场运动的不满，但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在这场运动结束后，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却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这难道会对他是公平的吗？试想想，在这场运动中，要是没有这个老人坐镇，很难想象中国也会出现什么样子。此外，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文革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容回避的，特别在今天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也会对未来的国际共运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