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应邀去岭南，在某报主笔每周的时评。那时便想写篇关于农会的言论，总觉得一个特大号农业国，没有了农会身影，我们的社会组织就缺少了一个重要单元。遗憾的是，那时因故未果。

   问题之再提起是因为，上月20日，旨在推动海峡两岸农业经济合作的首届“两岸乡村座谈会”的召开。主办双方，彼为“台湾省农会”，我方则由“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牵头。此协会似乎多为农业专家、地方官员，于是作为对应的互动，总感觉少了点民间色彩。

   稍早前，也就是4月24日，《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作了一期节目——“走进台湾看农会”。从中了解到，不仅台湾地区，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飞常重视农会组织，它已成为组织发展农村经济与保障农民权益的主要模式。

   其实，大陆农会兴起很早，肇始于清末，在历史演进中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社会价值。晚清的农会因变法应运而生，主要发挥农业改良作用；民国政府时期的农会，则主要担负咨询及整顿社会秩序之责；国共内战时期，国统区农会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而革命根据地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又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实体。解放以后，在清匪反霸与土地改革运动中，农会依然是相当活跃的角色，起着政策执行机构的职能。直至1953-1954年土改普查结束后，农会才由普选后的基层政权所取代，暂时淡出历史舞台。上述农会历史概况，李永芳教授在她的《近代中国农会研究》中说得最是明白。读者如有兴趣可找来看看。在极左思想占统治的年代，一切的需要均以政治的需要为优先。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及之后的全国性大饥馑，使得广大农村社会矛盾格外突出。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再次张大阶级分析学说，以期化解政治、经济诸多不利因素。于是在1963年便有所谓“贫下中农协会”这样的政治实体重现。当然它完全不具现代农会的义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贫下中农协会”终于寿终正寝，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下。而来三十年，中国近9亿农友没有了自己的群众组织。

   是的，士农工商多个社会阶层，除农而外无不有各自的会体。士之众多行当，各有自己的协会笼而统之，商者有商会内外调协，工者则有层层工会期仰。独我农友其主张与维护权益的团体付之阙如。个中原由百思不解。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在现代社会组织架构中，群众性团体乃是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本世纪始，中央对“三农”问题重视有加，与此同时，呼唤农会的议论渐起。可惜那议声太弱，以致完全被社会舆论忽略。

   笔者三年前曾参与农村“留守学生”问题调研，农村现状略有闻知，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深有所感。以为构建现代农会该是“三农”话题中必具之义。现代农会当有两个重要职能，略言之：其一，在土地实行农户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条件下，需有农会来帮助政府完成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换，协调推进，以土地集约化为前提的，区域性特色农业经济，并使物畅其流；其二，监督农村基层政权落实有关“三农”的政策，维护并争取农民一切合法权益，为农民政治、经济诉求之代言。此二项要务，政府不应也无法取农会而代之。

   一介草民，人微言轻。管窥之见，诉诸网路，有望网友同声相应之意，借此博大舆情，期当局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