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南方周末》记者苏永通实习生李赫然报道，《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但上述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而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

深圳市长许宗衡落马不久，师东兵就频频出现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他在博客中称，自己曾遭许宗衡迫害，后来举报了许。师东兵自己也承认，许多人是经过许宗衡事件之后，才认识了他。但他似乎应该很有名，他称自己已著述三千多万字，他所认可的个人网站，称之为“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是以写高层政治和军事风云、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实文学作家”。师东兵还表示，当自己撰写《早逝的年华》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赞他是“文学上的包公”。但现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对此予以否认，并公开表态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纯属造假。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师东兵称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两度入狱。2006年师东兵再度身陷囹圄，则是“被许宗衡迫害”。

师东兵并非个案。他写的政治类作品，绝大多数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内地，与领导人相关的著述还未能满足人们需求。因其稀缺，撰写高层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 师东兵说，境外各种谣言很多，他的书可以辟谣，他还以“草根”的角度说：“不能只听当事人的话来编历史”，“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学历史出身的胡德平说，他赞成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坚决反对编造历史事实。

胡德平质疑师东兵，始于2008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电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学者对师东兵“歪曲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质疑文章。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去世，有网友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中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在网上传播。在题为《“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胡还对邓小平、陈云说，“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专题，直指师东兵造假，力证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尊重，胡始终认为华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华后来因“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问题被批评，并辞去领导职务，师文的解释是，胡力阻华进政治局。“我父亲坚持应保留他当副主席，这是众所皆知的。”胡德平说。“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得到授权，转载发表华国锋家属今年3月在“华国锋纪念网”上发表的声明，求证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网站发表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亲属联名的声明，均称师东兵所谓访谈系编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通过学者阎长贵，采访了汪东兴女儿汪延群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网站还转述赵家子女对师东兵采访他们父亲一事的态度——“并无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书中涉及的9位重要领导人家属都已经全部出面。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师所写胡耀邦访谈中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他说的情形是，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但胡耀邦的前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当时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师不可能坐车进去，因为胡家有台阶，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胡辞职后仍保留领导人待遇，李汉平负有保卫职责。

师东兵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华》出版后，胡的两个儿子曾与其见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见。师东兵先是说胡德平“没有发表意见”，随即又说，“发表意见都是高度评价的”。胡德平回忆说，他在1990年代末见师东兵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师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实，特别是胡与华的关系。

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说，1998年，有朋友从香港将《政坛秘闻录》复印回来，看完后，他感觉“都是杜撰”。师文未注明采访具体时间和地点。“每次回家，我爸爸都会说谁来了。”负责照顾陈伯达的陈晓农说，其爱人长期在家，也未见师东兵造访。上海作家叶永烈1993年出版《陈伯达传》，叶永烈称，自己是“陈伯达的唯一采访者”，陈晓农证实，在叶最后一次采访七天后，陈伯达因病去世。

在《政坛秘闻录》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中，已经94岁高龄的汪东兴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师东兵在其博客中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现在分成蓉园宾馆)，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汪东兴女儿汪延群予以否认。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长沙只住了一夜，“怎么能见他呢？”而师的解释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认识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直接指出，师东兵“在80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季节”不可能采访到纪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但师东兵描述了纪登奎“照本宣科”的样子：纪在师面前拿出一个又一个文件，念给他听；而纪坡民说，其父口才不错，从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辞职后，按照规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车，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看完《政坛秘闻录》后，指称师东兵没有基本准则，“他竟然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对贺子珍个人生活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极大的伤害。”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

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为什么官场“野史”飘香？又为什么这些高官后人的质疑不在书出版之时、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立即提出？也许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关于高官的史实，恐怕最大的瓶颈，不在于历史的真实，而在于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比如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

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

“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

“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师东兵，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

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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