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专访李敖，记者问：“您此行对北大和北大学生印象怎样？和台大比呢？”李敖：“比台大好太多了。北大学生用功，台大学生不用功嘛。北大还是了不起的，可是我必须说，涉及到思想层面、社会科学或者政治面相上，不好。原因是被框框套太久了，尽管他们不承认。”

记者又问：“大陆有没有您欣赏的学者或者作家？”李敖：“我不是说了么，涉及到社会科学和文学这方面的，除非古典研究这一块，都被毁掉了。”

我们承认吧

这个我是承认的，自幼所受的政治教育，到了中学，开始反省。直到高中读了陈寅恪《给科学院的答复》，就全明白了。李敖说的对，我们的思想、社会科学都是有问题的，说难听点都是完蛋的了。北大也好，哪都一样。需要注意的是，越是重要的大学，越是核心的机构，研究方法受主体思想所控制干扰的程度反而越大。

陈寅恪的哀求

汪篯带着使命去中山大学看老师陈寅恪，虽然在陈的眼里，汪篯也好，王永兴也好，周一良也好，已经可以不算自己的学生了。陈寅恪要捍卫自己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的自由，写了《给科学院的答复》，要求毛泽东批准陈寅恪本人及弟子得以不必研究马列主义。这是传统学术自由的最后一搏，虽然，太微弱了。注意，这个要求是民国二年就在德国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第一流学者陈寅恪所提出的。

科学不需要主导思想

做学问，是决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的，应当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和思想层面的东西显然是有先入为主的东西占据的了。陈寅恪对毛泽东等的请求，在今天看来，是极为正确的。科学的东西，是绝不能以什么固定学说作为主导思想的。

史学的困境

中国史学走到今天，实际上是到了个很古怪的境地。中学教科书也好，历史专著也好，只要是把握全局的，通篇农民战争、阶级斗争。读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还有白寿彝的，都是这样。老农民开头，老农民收尾。中国通史写到现在，事实上变成了阶级史观的宣传册子，或者是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堆砌，其实还不如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史，恐怕不是德国人能弄明白的。

文学的的乏味

《反思郭沫若》这本书提供了无数的猛料，有一条很吓人，说是鲁迅死后，周恩来通电全国，以行政命令法定郭沫若为文坛老大。当年读了很是惊惶。其实，新文化诸公，鲁迅的小说最好，但杂文最差。偏偏新中国文学没有学到鲁迅的小说，却乱学他杂文的批判性，又因为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余响，再也不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而弄来铺天盖地的老农民文学，什么山药蛋、白洋淀，简直是匆匆过客，现在鬼都不去读它。后来郭沫若一搞歌功颂德，文学就一泻千里，烂到底了。汶川地震后，有个作家协会主席写的那首破词，就是体制内文学现状的最好说明。在这里说一句，其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确是中国文化精髓，三千年的主角，实在不可一朝丢弃。因为历史实际上的主角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史沉淀下来，书烧的烧丢的丢，剩下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事，其实都是祖宗精神文化之寄托，最好的态度，应当是像司马迁一样，有帝王有匹夫，这样的东西，才是伟大的，完全丢弃过去，死抱农民题材不放，以为这就是宇宙中心、社会主力，真的是最愚蠢的。

哲学的苦况

哲学是没说头的了。我也不在行，就是想想，就已经知道难做的了。全给马、恩两位批判完了，还研究个什么呢？我也不懂，请懂行的来讲吧。

社会科学的萎缩

学社会学的、学心理学的、学人类学的，都苦的。我是深有体会。这三门学问，除了翻译还是翻译，社会学就跟在费孝通后面搞搞江村经济；心理学避开弗洛伊德，专搞实验、搞测量；人类学也不好讲，马克思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工具的制造，可是2005年人类首次发现大猩猩也能制造使用工具，几十年前英国女人类学家也发现猩猩也有和人一样的社群生活，这也是需要解放的地方，否则我们的玛格丽特是永远出不来的。

唯有朴学一枝独秀

现在看来，也只有搞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人，除了动荡年代无法进行研究外，受到的冲击较小。一方面因为我们有乾嘉之学和民初大师的好榜样，一方面也因为这学问够朴，没政治利用的价值。所以李敖说除了古典研究的一块，其他都被毁掉了。

主体思想影响下的科学研究一则

有一桩政治力量粗暴终止科学研究的事实，上海社会科学院十几年前在上海街头进行社会心理学实验，包括从众实验、暴力犯罪群众反应等，结果才搞不久就被政府部门叫停了，为什么呢？很简单，某个重要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在上海闹市区派一名男子当街暴力抢劫，测试现场群众的反应，学心理学的都知道，这是危机现场责任分散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是现场人越多，责任越分散，越是没人上前制止暴行，结果果然这样，“歹徒”肆无忌惮，根本没人阻拦。这还得了！在当局看来，你这实验一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岂不荡然无存？党教育这么多年的人民，竟然都这么冷血，这怎么行呢。其实，这实验放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这样，和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街上没有见义勇为，并不一定说明精神文明有问题。社会心理学实验，和国家政治是无关的。可是政治却偏要来干扰。

独尊“马术”下的问题

方法论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夸大，一夸大方法论的作用，你就开始无视基本材料了。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复旦大学一直用老方法带学生，圈古书、作校勘、搞训诂，他的学生就说终生受益，这是当然的，但这样的扎实功夫，在当年是被唾弃的，新青年们认为这是封建的旧玩意，整个中国学界一片浮躁虚无，中国旧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至此完全破坏，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搞方法论的结果。

林毓生的坏榜样

李敖以前提到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认为是很笨的，成天搞方法论，不注意基本材料的积累，好比只有钢筋没有水泥。这个话我记得很清楚，现在自己也做学问了，认识的就更深的，基本材料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中国学术的南北“分裂”

北方比较政治化，南方相对自由些。比如社科院某公看了钱文忠的“玄奘西游”，很不满意，认为很多地方的错误是低级的，基本的底子是有问题的，甚至梵文也很不行。他是季羡林弟子，他认为钱文忠不可能是季羡林弟子，于是他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打算撰文发表见解，谁知北方无一刊物愿为之发表，最后没办法，拿到《南风窗》发的。

解放初也是这样，史学合作的如陈垣，北上了；陈寅恪却留在广州。心理学潘菽比较合作，北上了；高觉敷先生留在了南京。这是政治选择的一方面，另外在学问方法和精神上，北方似乎都要时尚些，南方更趋于保守。比如北方郭沫若纠合一帮学生搞人海战术，声称要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而陈寅恪依旧靠着失明前背的烂熟的《通鉴》、《十三经注疏》做的学问。史学是这样，朴学也是这样。南方总显得保守，章黄学派的程千帆、徐复，吴梅的弟子唐圭璋，都是扎实做学问的，我们今天这些后学从他们那里继承的方法和精神，也比北方的同辈们要保守的多。

最后的态度

所以我最后的态度，是政治上无条件的拥护马列主义，学问上只取毛泽东思想精髓“实事求是”四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