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最直接的体现，思维也是语言的心理过程，思维的角度不同，决定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语言特征，体现的是不同的思维特征、角度和差异。

现在我们官员语言的主要症结，不是掌握的外语多少，而是开口所讲的“官话”与老百姓语言之间的矛盾。在重庆市的一次提案现场办公会上，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突然打断了一位官员的发言说：“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因为此之前，这位官员讲了大约10分钟，但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听众纷纷嘀咕，黄副市长不得不当场拍案，打断他的发言。
“官话”本是语言学里的概念，在中国是以北方方言为代表的普通话，以前称之为所谓“官话”，在全世界，也就是各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但黄副市长斥责的这种“官话”显然与普通话不同，它特指的是“官场上的话”之简称，“官话”的主要特征就是：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废话。

“官话”太多，实质是一种缺乏群众观念的表现。正因为深入实际少，加之缺乏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办法不多，为了应付会议、应付上级领导、为了应付群众，只好用官话来敷衍、凑数，来蒙骗上级领导、欺骗民众。看上去“官话”是语言表达问题，其实它体现了一个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和态度问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直言：“要让领导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为了做好工作而讲真话，即使一时口误讲错了话，但也比那些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废话来得好，因为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废话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话。

毛泽东主席在1942年延安干部会上有个讲演《反对党八股》，就厌恶这种现象。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在那个时候就说：“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可见，毛泽东所说的党八股，就是今天人们厌恶至极的“官话”的祖师爷。

官话太多，老百姓就会听不懂，学会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言语，比学五门外语强。所谓老百姓的语言，首先就是真话，这是问题的实质，在表达真话的形式上，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方式和词汇来表达，因为语言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学会老百姓的语言、会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和词汇去表达，就会用老百姓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们的公务员毕竟不是外交家，即使是外交家，也不必掌握五门外语，五门外语对普通人来讲，是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也未必能学会、掌握的，干部掌握五门外语的话，还有时间来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吗？只要干部敢于说真话，敢于戳穿“官话”中的假、大、空，从而让真话占领舆论的制高点；让空话、大话、套话、假话、废话等没有市场，让真话来为政府决策和公共利益服务。

“官话”会让民众产生听觉疲劳，根本达不到开会讲话的真正目的，那种官员在台上滔滔不绝的开大会，而公众在台下却是在开小会，或者睡大觉的现象，与“官话”太多也不无关系。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毕竟是为当地民众服务的，而不是去做外交官。掌握外语虽然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但从宣传好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看，从履行好职责看，从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看，去除“官话”二学会老百姓的语言，要比学会五门外语更迫切、更实际。折对树立、改变干部形象也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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