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参与主办的华联·城市山林文化大讲堂昨日开讲，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登坛解读中国传统人居文化

文化人应摆脱老圈子里的“文化残梦”

【本报讯】3月18日，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电视台《家园》栏目共同主办的华联·城市山林文化大讲堂首场演讲，在五洲宾馆华夏厅迎来了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艺术理论家余秋雨教授。深圳各界人士纷至沓来，聆听余秋雨从文化、哲学、规划、建筑、园林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传统人居文化进行现代深度解读。在这场名为《中国传统人居之文化解读》的演讲中，余秋雨提出，深圳开始关注生态文化，这给中国文化界带来了一个从书面文化到生态文化转折的信号。

建筑的不同反映中西文化差异

我们的内心都有故乡，我们的脚下都有历史，但当它们落到了余秋雨笔下，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境界。作为一个旅行者和观察者，深圳其实也是余秋雨的居住地之一。演讲中，余秋雨以一个居住者的身份，比较了中国传统人居与欧洲传统人居，并认为二者确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

“提到中国建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宏伟的皇宫、宏伟的陵墓，皇宫与陵墓似乎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最大的优势；而提起欧洲建筑，人们就能想到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也就是说，这两个文明的起点完全不同，一个是以皇权为核心，一个是以神权为核心。”

唐代的安史之乱将整个中国历史分成了前后两期，从宏伟壮丽的时代进入到关注生活的、比较注重享受的时代，这一点让中国的人居文化概念慢慢滋长起来，形成以皇家建筑、官场建筑为主体，按照封建伦理结构构成的群体性民居建筑，而且特别讲究尊卑有序。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了奇迹。“一切研究建筑和人居文明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佛罗伦萨这个城市”。集合了银行家、政治权力、狂热爱好文化艺术三种力量的美第奇家族，造就了惊人的效果—由于全城人都崇拜这个家族，于是出现了一大群崇拜文化艺术的市民。而崇拜文化艺术的核心是崇拜建筑，美第奇家族对建筑美学的选择是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选择，于是也变成了全城的选择。这样，在佛罗伦萨展开了一个以世界级大师作为最高坐标的建筑学的竞争和人居文化的竞争，这对欧洲文明的推进是大有好处的。反观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以贵族生态作为全民模仿对象的竞争过程。

中国知识分子在人居文化中“失职”

在人居文化中，余秋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没有发挥出来。由于美第奇家族的作用，欧洲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艺术家参与了建筑文化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确实有极其优秀的建筑，但是我们见不到这个建筑背后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的论述，他们的坚持，甚至于他们的名字。时间一长，在知识界里造成了一个风气，就是大家都在书面上吟诗作文，不太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态，把生活方式看得非常轻，这些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余秋雨以上海人住宅的变迁为例，认为教育难以改变小市民的狭隘心理，几代人的恩怨却可以化解在居住的改变上，人太容易被居住环境塑造了。知识分子很长时间内冷落了人居生态。

如果说人居文化是一种对于不动产的选择、对于居住空间自由度的选择以及生命自由度的选择，那么，对于审美形态的选择就是更高层次的。余秋雨认为，这一点对于刚刚摆脱贫困、拥挤的人们来说，似乎有些匆忙，但却是一种必须。用什么样的颜色来作为墙纸？什么样的家具配合这个房子的户型？要挂什么画，要不要挂画？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审美选择，人们在无数的对比当中学会了审美。“人居环境的提高也许不是提高生命质量的全部，但它是全方位地提高中国人生命质量的重要基础”。

应该在生态文化上作出优秀示范

余秋雨认为，一些知识分子无视生态文化，结果连自己的生态也变得恶劣，连带着传播出来的生态信号、文化信号程度都不太高，这就需要改变惯常的文化观念。过去，人们误认为恶劣生态是可以不计较的，总觉得在非常简陋的地方才能出大作品，才能有伟大的灵魂成长，但并非如此。凡是伟大的作家，其生态水准一定高于一般人，比如曹雪芹、屈原，都曾有过繁华的生活，再比如唐代最优秀的诗人，宋代的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因此，要创造好的文化，就一定要在生态文化上取得发言权，要优化自己的生态，要摆脱原来老圈子里的文化残梦，摆脱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嫉恨。

在人居生态上，到底有哪些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注意？余秋雨表示，第一个问题在于人居生态和城市规划之间的问题。缺乏独立完整的城市规划方面的学者群体，这个群体往往被行政干预的规范所左右。第二个问题，在于人们容忍了或者放任了太多的低劣生态。在城市之中，处处都能见到优秀生态和不良生态近距离的拼合。因此，对于深圳城中村的拆除，余秋雨十分支持，他认为，城中村是一种几乎没有管理的恶劣生态，是在城市的缝隙当中蔓延起来的低劣生态。“深圳过去在经济上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今天也应该在生态文化的建设上作出优秀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