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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3月19日 01:56 深圳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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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会把《秋雨时分》放在个人博客上 记者：如今名人博客大热，由于交流方式更自由、更直接、更快捷，甚至在最近惹出了好几场“文字仗”，去年10月21日，您的博客也开张了，对于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您有怎样的感受和评价？ 余秋雨：在文化运作方式上，我们不能根据已经形成的老坐标，去衡量新出现的运作方式。新的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它很难被阻挡，而且也会有更新的方式不断出现。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灵、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博客这种方式倒是挺好，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交流，即使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也应该允许它存在。大家慢慢习惯这些不同声音的交流，反而是件好事，把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当作大事来炒作，我认为没有必要。 也很抱歉，我没有时间来打理我的博客，以至于它更新很慢，现在我努力想要把我在凤凰卫视做的节目《秋雨时分》的视频放上去。 文化人应该关注年轻一代的读书状态 记者：说到99网上书城，前不久看到，在您的支持下它正致力于打造中国本土最优秀、最具专业水准的读书俱乐部，其实就读书来讲，中国可能真的缺乏一个像美国的“每月新书俱乐部”那样权威到能够指导公众读书生活的机构，您认为文化人的介入和努力是否有助于这一模式的建立呢？ 余秋雨：我们还刚刚起步。现在到书店去，全是书的海洋，连我们都没法选择，更何况一般的读者；我们对书还了解一点，普通读者一下子掉入汪洋大海，他们该怎么办？鲁迅、梁启超先生就曾花费很多时间来为年轻人列书目，其实，读过很多书的人应该拥有社会责任感，给年轻人一些读书上的指导，帮助他们有所突破。 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作家委员会，名义上由我牵头，下面有一些像王安忆、余华、陈村这样的作家，提出一些选书的基本标准。从目前的反应看来，读者还是需要这种帮助的。当然，这种模式由报纸来做难度很大，因为篇幅有限，由网站来做就比较方便。像这样的事情文化人都应该做，不要完全埋头于自己去读书，更要关注年轻一代的读书状态。 不要掉在“名词陷阱”里 记者：在当今文化人当中，您走的是一条把学术大众化、使文化更加文化化的路子，也有人批评这种学者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现象，并称之为“作秀”，您怎么看待？这中间是否隐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余秋雨：我觉得中国人经常会掉在名词的陷阱里，文化学者本身就是一个名词陷阱，“作秀”又是一个陷阱。“秀”在英文里是“show”，本身就是“呈现”的意思，如果呈现成了一件怪事的话那就很糟糕了。领导作报告也成了作秀了？他们认为文化学者不应与大众交流，那我宁愿不是文化学者，我就是大众的一员。而大众的概念又是什么？是相对官方来讲的老百姓呢，还是相对文化学者的普通人，还是没文化的人呢？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搞不清的概念去殉葬吧。 “作秀”的本意是呈现，如果硬要扯上“表演”，我本来是戏剧学院院长，对表演学很感兴趣。我倒是觉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应该更多学习表演，“表演”不是个坏词汇，现在有专门的“戏剧人类学”，就是研究普通人如何在各类场合很好地呈现自己，这不是一件坏事。 记者：这可能还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有关，一直以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坐在书斋，入世就是急功近利。 余秋雨：不是这样的。凡是比较繁荣的时代，文人都很活跃，李白能到皇帝面前闹一闹，苏东坡甚至做了太守。只有在“文字狱”的时代，非常黑暗的年代，文人才会躲起来，有些也做了很好的学问，我们尊重他们。在一个社会比较开明，全社会都需要文化的时代，如果文化人再躲起来了就很奇怪，谁来给人们传播文化呢？ 文化是交流，是对话 记者：在这中间，会不会有种文化人的启蒙使命感呢？ 余秋雨：没有那么伟大，我只觉得文化是一种交流。本质上来讲，文化是一种对话，在中国古文字和外国文字中，“化”都带有传播的含义，它指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教化，离开了传播你很难说得上文化的覆盖力和效率。文化不能成为一个自我享受的东西，它应该是全民共享。中国古代很多官员把艺术品作为私藏，藏在自己的仓库里，死的时候就埋葬了，不像欧洲，把雕塑放在博物馆里面让市民共享，结果他们的城市水准有所提高了。 记者：深圳现在也在说市民的文化权利。 余秋雨：对，我们不仅要讲市民的文化权利，更要提倡全民的文化权利——文化的覆盖面应该延伸到广大的乡村。这一点，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我小时候，我所在的村庄里识字的就只有我妈妈，她每天免费帮大家写信、记账，还告诉我说，文化是做义务的。我母亲的文化让全村共享了，作为她的儿子，我很快成为她的接班人，帮她尽义务。文化不能独占，这个观念对我根深蒂固。我的使命就是努力让深奥的文化保持原味地传播给更多的人，《秋雨时分》就是这样一个追求。 从来没有讲过“封笔”， 那是媒体的说法 记者：去年您在《借我一生》出版后曾宣布退出文化圈，不仅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这个心愿至今似乎也未能实现？ 余秋雨：实现了，我和文化圈早就没关系了。哪一次作家协会开会的时候，能看到我的名字？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伪装成一个不懂文化的人，这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和我们的城市生态有关的事情我还是要做的。书不写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盗版风潮，前不久至少有四本黄色小说都挂了我的名字，书名还起得像我的风格。有些人要借我的名字来吸引读者的眼光，不管我再怎么拒绝，喜欢我的读者都会受到骚扰。 记者：这个“封笔”应该不是永久的吧？ 余秋雨：关于“封笔”，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的性格不会讲那些极端的话，我说如果大规模的盗版还不能得到根本的制约，真相揭开以后媒体对任意的诽谤和谣言不做任何纠正的话，我至少有一段时间很难再写作。 余秋雨简历 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是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内地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1985年出版的《戏剧审美心理学》则是中国内地首部戏剧美学著作。 演讲实录·精彩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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