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从溆浦机构乱象看地方治理危机

昨天才刚爆出环保局“捐钱入职”的丑闻，谁料第二天的一篇报道，更将湖南溆浦县的官场乱象推到公众面前，如果说环保局干部职工117人算多的话，请看下面几句数据：

■溆浦县农业局现有干部职工955人，交通局共有干部职工1868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也有160人。

■开科级干部以上会议时，礼堂黑压压一片，有1500人左右。有干部笑称“原来我们县有这么多领导干部。”

■县城管局有74名执法人员，有群众笑称：“县城横竖也就几条街，这些城管要是同时铺开，一条街可以分好几名！”

■在县城的两所最好的学校里，乡镇老师四处托关系“上调”，有的县城学校更是老师多得只能轮流代课。

 即便机构膨胀到如此境地，网民们对此依然见怪不怪，在腾讯，天涯，新浪等著名门户论坛，大量的留言指陈，在自己家乡也见识过类似景象，只是没这么夸张。大抵可见，溆浦景象仅仅只是地方权力乱象的冰山一角，其引起巨大反响，也只是一桩皇帝新衣般的故事而已。

机构如此，巨多的官员职工要吃饭，靠财政预算是肯定养不活的，于是乎，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取行政罚款变成了一大利器，在前进一步，就是直接参与一些经济活动，比如在一些矿产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权力参与已是司空见惯的行径。这种权力失控的乱象，大量的存在，也使得基础治理遭遇众多挑战，形成所谓的地方治理危机。

从更宽敞的视角来分析所谓地方治理危机的形成，大抵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当前垂直管理模式下，上级政府对于县，乡级政府的约束力（尤其是日常监管），可谓是鞭长莫及。而平行监管，无论是人大，纪委，司法等等，面对权力结块的现实情境，作用相当有限；而舆论监督和民意约束，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几乎是一种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其懒政、乱政往往只需要付出极小代价，这就为地方乱象的原动力。

其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困境凸显。由于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等情况，在此情形之下，基层政府不得不更多的将触角对准民众，以获取更多收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而且更多的是伸向农村农业。或者在资源矿产上攫取更多利益，或者通过种种杂费来增加收入，不断的与民争利剥夺民众。

其三：是民间自我组织能力的弱化。宗法社会解体，使得以宗族、家族为单位的乡村，涣散成以家庭为单位，如此，其与基层政府谈判能力，维权能力大大弱化。同时，因为社会自治体系基本破坏完备（相对于以往的民间宗法社会，族长，家长或者乡绅自治而言，），乡村的治理又进一步失范。

处于权力监管真空的县乡地方政府，在其逐利、解决自我财政困局的内在诉求下，面对的又是一个民间宗法社会解体的底层，与民争利，权力乱为成为一种必然冲动，也使得底层权力的沦丧成为底层社会沦丧的核心因素，而如何约束已经失控的地方权力，使其回归民意的轨道，也是未来改良地方治理所首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