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政府规划了一条新路，基本是在原来土路的基础上，进行扩宽，要占用一部分农田，按照国家土地法的规定，给了一部分补偿款，现在小队里要分给村民分这点土地补偿款，但问题出来了，因为出去上学而迁出户口的学生，还该不该享受分款的权利呢？按照1958年国家的户籍管理条例规定，由农村迁往城市，需要入学证明，与此类似的，还有因用工和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特许的原因而进行的农村向城市的户口的迁移，而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就没有条件限制，只需要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户口迁移证即可，由此可以看出，58年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意味很浓。其立法的初衷，从条例第一条可以窥测，一是防止无业人员的肆意流动，造成社会秩序、特别是城市治安的混乱，一是保证农业人口和农业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联系历史背景，58年正是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期，当时政策造成的社会混乱，客观上也要求这样一部法律制定出来。
    与58年户口登记条例相关的是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制定的背景同样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人员的非常规流动。两部法规的制定，都针对特定的历史问题。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先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式微，逼着人们来重新审视这样的法律。
    即以收容遣送制度而论，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城市社会治安的重点，早已经不是那些流浪乞讨人员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而是各种各样的恶性犯罪和团伙犯罪，一个社会，如果对于流浪乞讨人员起码的生存空间都不给于，那就是对弱者的冷漠，是对人性的嘲讽。对于流浪乞讨人员，更应该给予的是关怀，在可能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给予他们救助，就像温州的施粥摊的做法那样。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不干涉。对于流浪乞讨人员，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是弱者，而不是罪者。说得通俗点，一个社会应该以人为本，对于人的基本的权利和行动的自由，给予保障，而不能轻易的进行限制。认同这一点后，我们再来回顾，孙志刚案件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影响，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来源于历史的制度，因为在中国，执行者本身的恶劣，使这样一部无谓之法，冷漠之法，竟简直成为罪恶之法。如果不是罪恶将这样一部法律昭彰，它会存在到什么时候呢？那些仍然存在的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法律，又如何去审查？当我们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仍然一片茫然。
    再以高校学生入学时的户籍迁移而论，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对于大专院校的大学生，给予包管分配的优惠待遇，考入大学，即是鲤鱼跳上龙门，从此，吃上商品粮，不用再土地里刨食，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城里人。从考上大学的那一天起，你这一个人的吃穿住用算是都国家负责了。既然考上大学等于捧上了铁饭碗，那还有谁再愿意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呢？城市人的身份，是多少人羡慕的东西。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毕业生就业环境在市场经济改革之下，已经发生巨变，同时，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使得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以百万计，国家无法再对毕业大学生包管分配了。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制度仍然客观存在，以前是国家计划分配政策的强制措施来打破这种藩篱，但现在呢，因为更多的毕业生就业到民企，外企，或是自主创业，在这种情况下，落户成立很多企业无能为力的事情。无法在工作城市落户，有时候结婚都会成了问题，更别说以后的涉及到和户口相关的各种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他的户口还一定要再迁出去呢？暂时性的迁入高校集体户口，在毕业后，1到2年内如果无法落户，就还得再迁回去，这一来一回是何苦呢？简单的办法，就是暂时都不迁入，当毕业生在工作稳定，户口可以落实的时候，再迁出去，否则，造成的一段户口空档期，大学生的户口要么长久滞留学校，要么挂靠到人才中心，还要缴纳保管费用，此时就只能具有集体户口的尴尬身份，不能享受正常城市户口的权益。而此期间，对于家乡农村的村民利益，他们却因为户口迁出去不能再享受。
    考入大学，在不能真正落户城市之前，反而会有种种的不便和麻烦。那干脆，就别迁了。其实，现在许多高校的入学规定，也确实遵循的是自愿迁移户口的原则。但对于那些没有赶上这样政策的学生，国家的政策法规却依然没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使这批人在一段时间内，只能游离于城乡户籍的无间地带。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所说的一段引子。
    其实针对这样的纠纷，山东莱芜中法已经根据大学生尚属于无收入弱势群体的理由，作出引导类似纠纷解决的判例，即给予大学生村民权益。这种待遇，起码应该维持到大学生取得稳定收入，户口落实的时候。
    或许这一切烦扰都是城乡户籍壁垒惹的祸，期望全民社保，城乡壁垒真正打破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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