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日前，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上海办事处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一般人人对此新闻，或许就放过去了，但一些敏感的编辑记者却会注意到其中一些文章。若陈泰然先生闲谈时就指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个说法有点味道。因为先前的正式报道（包括新华社）中，胡士泰都是被控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罪”的。

“侵犯商业秘密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相比较，无疑要轻很多。胡士泰究竟犯了什么罪，执法机关应当是清楚的，相信有关同志绝不会信口开河。但胡士泰案经媒体曝光后，澳大利亚朝野反应激烈。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惟利是图又过分关心本国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他们一旦感到有什么事受到损害，那就调门很高。还好，如今满清政权亡了差不多百年了。这等事若在百年前，澳大利亚帝国主义者或许就将海军开过来了。我们大中华之国就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派。俄国一下子夺取我数万在俄华商共160多亿元的财产，我们最多与人家友好协商下。若协商不成也就算了。印尼前不久扣押我75名渔民，经过友好协商，印尼只同意先放59名，另有16名船主、船长之类的仍要扣押。我们觉得人家能放59名回来已不错了。有点跑题了，但说了一个理，那就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思维很不一样。可不一样就容易引起一些大麻烦。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中国首先来一些友好姿态。将“窃取国家机密罪”换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就可能是一种姿态。尔等澳国不要再为胡士泰与吾大中华之国闹了。

当然，这只能是猜想，本人的一点主观臆断而已。但由于胡士泰案信息公布非常有限，我们想不主观乱猜都很难。

胡士泰可能还犯有商业贿赂上的事。他要用不正当手段换得商业情报，很自然就要有人卖给他。那就是中国内部出了内奸、细作。然而，是什么人向胡士泰提供情报，我们不清不楚。似乎这又成了国家机密或其他什么机密。说实在的，不机密还真不行。如果暴露出多个国企高级领导与胡士泰做了交易，国家的颜面何存？国有企业的颜面何存？为了一些颜面，我们必须设立一些原本并不需要设立的秘密。

这又有一种可能，胡士泰获取的一些商业秘密，原本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他虽然曾是中国人，但后来做了澳大利亚人，成了该国著名矿企的高管。或者说，他已然是澳大利亚商人。问题是这名澳大利亚商人对中国知之甚多，又有办法把中国对矿石的需求搞得一清二楚。这是他的本事或者是能力。这样，胡士泰的力拓与中国钢铁企业谈矿石供应价，便取得优势地位。但他仅仅依靠一些经济数据，达不到哄抬矿石价的目的。如果中国各地不是盲目开办钢铁厂，乱扩大生产规模，不是由于一些进口企业靠炒卖进口矿石牟取暴利，中国的矿石需求就不可能有那么疯狂。如是，胡士泰对中国的总需求了解得越真实，心里会越发毛。中国需求太少了，公司赚不了钱呢，那可如何是好呢？胡士泰偏偏遇到的是中国偏偏的那个疯狂。正是由于中国钢铁业乱相丛生，中国对铁矿石的虚假需求增长得太快，超过了世界的预期，变成了疯狂需求。钢铁生产企业有一个特点是一旦开工便不可随便停产，否则几百、几千亿元的生产设备即告报废。这样，力拓就抓到中国钢铁业的软肋。必要时，通过疯狂的哄抬价格来对付中国的疯狂需求。于是，国际铁矿石价一涨再涨。

中国钢铁业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历史难题。如果大家还记得“铁本”事件，算您记忆力不错。2004年3月，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的江苏铁本公司大型钢铁联合项目全面停工，是当时中央宏观调控的一个严厉措施。不用行政手段，就是应对不了钢铁业及其他行业的盲目扩张。“铁本”事件只是治了下标，中国钢铁业的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仍日积月累，问题总会最后浮出水面。这时候，出了一个胡士泰案，刚好可以把中国的自身问题推给那个胡士泰。真若此，一些原本应当担责的官员、国企高官就可以哈哈大笑了。修理胡士泰还给人一种心里抚慰。因为胡士泰原本是中国人。在一些人眼里，他这种人有一个外号，即“汉奸”。

或许，我们永不知道胡士泰案背后真相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但若他犯罪的罪名可以改来改去的话，总归不太好的。法律是严肃的，不是儿戏。中国的法律，不可因为外国的压力而做出任何妥协。不然，整个大中华岂不都是外国人的租界了？印尼无理扣押我75位渔民，却不能在中印友好协商下痛快全部放人。人家说要按他们的法律来审判中国渔民。印尼这种法治并不完善的国家也知道如此讲法，似乎值得中国学习。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在法律上严肃的同时，也要中国自身法治完善。不论是对本国人、外籍华人或者是纯洋人，也不管是平民还是有官员，穷人人还是富人，都要有人人平等的法律待遇。如果法律习惯于因人而异，法律就一定被践踏，也必然频频出错，落人口舌。一个在法律上经常闹笑话或闹别扭的国家，如果不是野蛮的专制国家，那多半就是愚蠢的流氓国家。中国现在有志于走向文明，期盼于民族大复兴，法律上的事，也该像模似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