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伤残以后，我身边的护理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多数走后，都还与我保持着联系，小姬即是其中之一。他人很聪明，炒得一手好菜，来都市打工，干护理员有些屈才，从我这走后，便去了一家小饭馆给人掌勺。接他班的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年龄比我还大八岁，我尊称他为姬师傅。姬师傅父母去世早，家境贫寒，40多了也没娶上媳妇，不过他出来打工比较早，省吃俭用的也攒下点钱。忽然有一天小姬来找姬师傅借钱，说是要带着对象回家结婚。这小姬打工的饭馆，离我住的医院并不远，他谈的对象我和姬师傅都见过，不过这么快就要结婚，却是没料到。姬师傅心细，仔细一问，哪里是要结婚？分明是女方家索要财礼钱，否则，就不能带人走。据姬师傅讲，按当时的价码（上个世纪90年代初），财礼开价5000元倒也不算多。可我一听这事，就气不公：“这不是在你们农村老家，是堂堂首都北京！怎么还能买卖婚姻？”我怂恿小姬说：“既然你们是自由恋爱，带着你的对象走人不得了。”小姬答：“我是想那么做来的，可还没来得及走，他们家来了几个亲戚，愣是把人抢回去了。”我听了顿时义愤填膺，没等发作，姬师傅接过话头说：“我们是农村人，不管走到哪，也得按农村的规矩办，还是拿钱赎人吧。”

 　　凑足5000元，小姬和姬师傅一块儿去了女方家，回来的倒是真快，可事没办成。原因是小姬写了个收条，让女方家拿钱后，在收条上盖个手印，这不是怕以后万一出点什么乱子，也好有个凭据吗。可女方家就是不肯盖，他们怕的是有了这凭据，小姬上哪个官方部门告他们个买卖婚姻。后来又交涉几次，双方谁也不让步，又无果而归。我是旁观者清，感觉这事还得我出面。小姬和姬师傅巴不得我能帮帮他们，只是不好开口，因我从一开始就反感这桩赤裸裸的人钱交易。 

　　最终我还是出面了。我先把小姬写的那张收条凭据修改了一下，那上面写的过于明目张胆，我把它做了中性化的处理。小姬和姬师傅推着我的轮椅，来到女方家。那是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大杂院，围观的人挺多，也分不出谁是女方的家人？谁是他们的老乡？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并给他们看了工作证。姬师傅在旁边加了一句：“人家可是大学生！”大概他们的大杂院里，真没来过什么太有身份的人，从他们的目光中，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对我的敬畏。家里真正主事的是女方的姐夫，我先把那份重写的收条让他看了。然后郑重地对众人说：“我是北京人，证件你们也看了，姬师傅是我的护理员，我就在医院长期住院，坐在轮椅上，哪也跑不了，找到姬师傅就找到了我。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我给小姬做个保证人，事成之后绝不找后帐！要是他找后帐，凡不利于你们的责任和问题，都由我来承担！我的手动不了，你们可以写个字据，我按手印。”我的话，在他们面前产生了一种威慑感。她的家人一阵交头接耳后，她姐夫出面说了：“这位大哥，我们相信您，您那字据也甭写了，就按原来说好的办吧。”很快女方母亲就按了手印，她姐夫当众数那5000块钱时，被抢回关押在小屋里的小姬对象抹着眼泪走出来。当时，我的内心涌出一股酸楚，眼前总是浮现出自由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场景。

　　第二天，小姬和姬师傅硬拉着我去饭馆，被我拒绝了。我丝毫没有感觉出那种成人之美后的欣慰。买卖婚姻或许在农村太普遍了，可眼睁睁就发生在我身边，并且我还亲自参与进去，充任的还是一锤定音的关键角色，这让我无地自容！后来，姬师傅常在人面前夸起我这成人之美的“义举”，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所谓的“义举”，对他们而言的绝对作用。但是，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还能有勇气重蹈覆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