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少不了党同伐异的旧事;中国的政治,随处可以寻见朋党的幽灵。这是这个民族的基因,没有个几万年,或是上百万年,恐怕是难以得到合理的变异了。

史上的政治人物,凡是大有所为的,当然,我是指能够很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无不视朋党为洪水猛兽,要么赶尽杀绝,要么任其吞噬了自己,晚唐的权力争斗,两宋的或战或和,虽说是停留在政见的分歧上,但却是血雨腥风,倒霉的终究是下层的小人物了。
那么,翻开沉甸甸的古籍,就找不出一处两处虽是血雨腥风却是贵族倒霉百姓欣然的例子吗?非也,不是没有,而是很少,或者被硬生生的扭断了它的本来面貌,被历史的记录者“一不小心”写错了地方。
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洪武皇帝的例子。
朱元璋,一个靠给别人放牛后来由去当和尚混饭吃的小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竟然被推到了潮头,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托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也许就是“中国梦”吧。
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是出于朱氏江山永存万代的考虑也罢,是出于自己出身低下、晓得民间疾苦也罢,总之,他做了几件令人非常惊讶的大事,其中就有兴胡兰之狱、酷刑反腐之事。
胡兰之狱,其实很大的问题还是朋党问题。明初的许多功臣,持功自傲,不听劝勉,纷纷聚集在宰相胡惟庸的周围,结党专行,朱元璋就将他们诛杀殆尽,当然,朱元璋也落得了一个乱杀功臣的罪名;明初,天下初定,百姓急需休养生息,可偏偏就有一些官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于是朱元璋就将他们剥皮裹草,以警官场,当然,朱元璋又落得一个残暴不仁、嗜杀成性的评语。
从凤阳飞出的蛟龙只因为他的做法伤到了上层社会的集体利益,最后竟也变得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关键还是历史的书写着和缔造者有着根本的冲突而已,然而中国的老百姓每一天为了吃饭而奔波,哪有心思去过问这些问题。
所以,朋党的血液和腐败的基因就在这个民族的躯体里存了下来,只等待有一天来一个彻底的变异了。
可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小民们确实是有点消受不了了:朋党和腐败结成联姻,这种社会病究竟如何医治,所有的人都在迷茫。
有人以为西医来得快,于是就有“德先生”登上了大雅之堂,然而朋党本身似乎在形式上又与民主的意味相近,恐怕是对中国的事情也是治标不治本,有人说中医能够治根本,于是几千年前的仁爱说辞又被拿了出来,可是问题是,孔老夫子的说辞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中除了造就了一批批虚伪的君子之外,实在看不出他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更大的作用。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良药。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常常忌疾讳医。精英们怕有了群众路线精英变成了蛤蟆,更怕实事求是丢掉了自己制造的一个个虚无的业绩,这就是我们的这片土地得不到根本改造的原因。
当精英不再是精英时,当全民族都是精英时,中国遗传了几千年的老病,才算得上是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