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开胸验肺”医院折射权力傲慢

                                       秦建中

今年6月9日，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始在郑大一附院呼吸内科住院。在张海超的强烈要求下，该院于6月22日对其“开胸验肺”，术后出院诊断为尘肺合并感染。

郑大一附院的那把手术刀不但验证了张海超罹患尘肺的事实，而且也揭开了遭受不法企业主对农民工人身摧残的黑幕。“开胸验肺”这个悲壮的举动不但救了张海超和他的许多工友，而且也得到了公众的同情，同时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郑大一附院却被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并立案调查。卫生厅通报郑大一附院的理由冠冕堂皇，该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

从制度层面看，郑大一附院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确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可是，要知道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才导致了张海超的“开胸验肺”。

郑州市职防所倒是有资格为张海超确认尘肺病，可职防所无视病情所出具的诊断证明让这个备受疾病煎熬的农民工肝肠寸断。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恐怕就是用八抬大轿也不会让张海超到郑大一附院去“开胸验肺”。

直到现在，公众也不清楚为什么那么明显的尘肺病能被郑州职防所诊断为肺结核。假如郑州职防所与当地私营企业之间没有利益瓜葛，一个在X光下就能确诊的尘肺病为何非得将张海超逼上“开胸验肺”的绝路。

尽管河南省卫生厅一再否认在职业病诊断中存在行政垄断，可张海超的遭遇却告诉我们，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垄断就不会有他“开胸验肺”的悲剧发生。虽然河南省卫生厅一再声称职业病诊断资格这个大门是敞开着的，只要符合条件医院都可以申请资质认证，可在一个偌大的郑州市，谁能告诉我们有几家医疗机构有诊断职业病的资格？

无人不知，垄断出油水，垄断出效益，如果中石化不是一个垄断企业，哪里会有受贿近两亿的老总，哪里会有办公大楼里的天价吊灯，哪里会有随心所欲的涨价，哪里会有管理层的不菲年薪。

社会在进步，可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早已落伍，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更是显得陈旧不堪。以违反法律为借口对郑大一附院立案调查不但是一种权力报复，而且更是为不合理的制度辩护，因为这样的制度存在可以增加自己的行政权力，可以给管理部门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农民工开不开胸验不验不肺似乎与他们毫无关联。

其实，这也是张海超被逼“开胸验肺”的社会土壤。事件发生后，河南省的卫生部门不是从如何改进管理制度方面着手，以杜绝和减少震惊公众的“开胸验肺”悲剧的发生，而是对为张海超动手术的医院秋后算账，由此看来，张海超的壮举并没有触动一些官员的麻木神经。

其实，张海超事件根本就没有触动那些根深蒂固的官场潜规则，从对此事件的问责结果来看，最应该为此负责任的河南省卫厅却置身事外，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令人无言而心寒的社会奇观。

事实上，不该被问责的医院被问责了，而应该被问责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却成了最有权力的裁判折射出的正是权力的傲慢。没有被问责也就罢了，可偏偏有人咽不下因为“开胸验肺”事件而被公众指责的这口气。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开胸验肺”的医院冲撞了权力的尊严。对于一些人而言，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权力的威力打折，都不能为权力的含金量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