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存缺憾 道德模式 自我完善 《诗经》 忠诚气节

    我这些天一直在讲一个大题目，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存缺憾。第一项缺憾是君子之道难于实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缺憾，就是社会公德难于建立。

    大家记得我讲了一个亲身所见的实例，几位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对于现代青年的道德风貌痛心疾首，呼吁要建立一种由儒生、高僧、绅士、英雄、烈士组合成的道德模式，但正是这几位教授，这天极不礼貌的迟到、打断别人的发言、隔着桌子扔香烟，进了电梯还在抽烟。我为什么把这个例子再重提一遍呢？因为我要借着它来分析社会公德的基本形态。

    这几位道德教授严重地违反了社会公德，因为他们的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明显地妨碍了别人；二，这种妨碍引起了某个社会环境中众多他人不舒服；三，他们对这种妨碍没有察觉，因此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中断。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公德，既不是仅仅是为了表现自我完善，也不是仅仅是为了确立家庭成员间的尊卑关系，而主要是着眼于他人，尤其是素昧平生的他人。正是在如何面对素昧平生的他人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德中的“社会”和“公”才能充分体现。以这个标准来看，古代社会那种近似于公德的那些针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行为规范，大多着眼于家庭和朝廷，因此不能看作是真正的社会公德。

    中国文化在先秦的时代具有充分的民间意识，这一点呢，《诗经》里边表现得特别明显，后来在建立了秦汉帝国之后，主流思维对于民间的把握越来越空洞，要说公德的话，主要不是在考虑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着重在设计社会成员与朝廷的关系，与宗法伦理的关系了。结果大家看到，长期以来为人们提供的道德规范，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孝子、烈女这些典范之外，那么其他呢，全国性的道德典范主要就是成了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了。这些人对于朝廷表现出来的忠诚气节到今天还让我们感动，但是基本上不属于我们在说的社会成员如何面对他人的那种常见性的问题。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有可能提供曲折的精神启发，但不能提供实际的行为规范。

    秋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