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心直口快的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首次开口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他鲜为人知的汽车情结以及在抓桑塔纳国产化时的艰难岁月

口述  王荣钧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编者按：

时针指向傍晚7点。从中午1点开始，近6个小时过去了。坐在我面前的王荣钧，平和，理性，淡定。他始终面带笑容，始终保持一种坐姿，始终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语调向我讲述他的过往岁月。那些或平淡或辉煌或峥嵘的记忆，都已经逝如烟云，曾经再大的风雨，在他眼里亦不再留丝毫印迹。

这是2009年4月7日，上海乍暖还寒，在位于威海路489号的上汽大厦9层上汽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家首次开口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他鲜为人知的经历，以及担任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后在抓桑塔纳国产化中的艰难岁月。

2年前，同一个地方，同一间办公室，在上海大众合资谈判中立下卓越功劳的蒋涛、仇克、翁建新三人向我讲述了他们如何斗智斗勇，历经6年共30多次的谈判，最终让上海大众合资项目落地的历史（详见《汽车商业评论》2007年7月刊口述历史《桑塔纳谈判内幕》）。

合资项目启动后，如何做却又是个大难题。王荣钧之前，上海大众的权杖交到了张昌谋手中，这位美国MBA只干了一年多便请辞，其中缘由百味掺杂。危难之际，王荣钧受命。

《人民日报》记者林钢曾经在“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纪事”中这样写道：大约没有一个引进项目的国产化，像桑塔纳轿车那样，曾经受到过全国上下的瞩目。众说纷纭，舆论也一度有明显的倾斜：责之者众，褒之者少。批评集中在一点：国产化进程缓慢。

这正是王荣钧上任后面对的现实。在中国首家轿车合资企业这个复杂环境中，他光明坦荡，处变不惊，以冷静的态度较好地解决了跟德国人的磨合问题、桑塔纳的国产化瓶颈问题，并用不得已的方法使上海大众上规模，带着它度过了一段打基础的关键期。

总结起来，王荣钧说，上海大众的成功，除了国产化、上规模、良好的合作等原因外，还有两条也很重要。一是选对了合作伙伴——德国大众，他们有长远的眼光，愿意把最新技术拿过来；二是选了一个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车型——桑塔纳，既不太贵，又不太小，适用于当时的主要用途——公务车和出租车，也可用作私家车。

访谈中，王荣钧不愿意过多评价贯穿其中的是是非非。他从心里感谢上面的支持，因为“没有上面支持，国产化上不去，后面这些问题更没法解决”。同时，他也感谢蒋涛、仇克、翁建新他们在谈判中所做的贡献。他说：“开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他们谈的，都是他们设计好了，我来干后来的实施这一段。”他还说：“如果一汽、二汽先上了轿车合资项目，上海汽车工业的命运就很悬了，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

这天傍晚，当我和他走出上汽这幢雄壮的大厦时，整幢办公楼静悄悄的。他拎着公文包，神情就像一个外出考察归来的学者。他坚持送我到最近的地铁站，看着我汇入人流，才转身离开。

 

不戴“白帽子”的人

他是吉林工业大学夜校部第一届毕业生。在一汽10年；长春市委5年；二汽14年；湖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3年——所有这些组成了他汽车人生的前半部分

 

我老家在江苏省江阴市，全国经济百强县之首。我小学、初中就读于江阴青阳镇，1947年考高中时以第一名成绩考上了江阴南菁中学，同时又考上了南京师大附中（解放前叫国立中央大学附中），是全国名校，学杂费全免，我就选择了后者。

1948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我在读高中时，参加了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学校有地下党组织，我被吸收为地下团员（那时叫新民主义青年团）。不久，全国解放。

解放初期，团市委还没成立，青年团南京市工作委员会抽调一批学生干部到华东团校学习，我在其中。脱产学习半年后，回到南京，做青年团的工作。

1954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搞工业建设，最初定了141项重点建设项目，后来增加到156项。这是毛主席、周总理跟苏联谈判时确定的，其中包括1个汽车项目，由苏联包建，定名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652厂，也就是现在的一汽。

为支援这些项目的建设，中央从全国抽调了很多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给江苏省定的名额是150｡ｫ160人——主要挑选比较年轻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江苏省挑选了这些人，由中央统一分配，包括我在内的124人被分到了长春一汽。

我们坐上专列，经过沈阳到长春，到达那天是1954年8月1日。一汽从1953年6月动工，我们到达时各项建设工作已经开始，大家被作为骨干分到各个部门。那年我22岁，高中文化，多数人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高中文化也算不错了，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我们大部分人被分配去做生产管理工作，一部分人做党群工作，我被分配做党的工作。企业党的工作先是学苏联经验，对生产行政工作只是“保证监督”，后来又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全面领导企业的各项工作。

这期间我深刻感觉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那些从全国抽调来的老工程师，基本上都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有的还是欧美留学归来的，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海归”吧，他们懂技术。而我们不懂。有时下到车间，工人们背后叫我们“白帽子”，这个名字是指不懂技术业务的干部，颇有贬意。“白帽子”要开展工作很难。

机会来了。1955年，一汽跟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来的吉林工业大学）联合开办夜大学，6年制本科。我就下决心去考。先去书店买回高中课本，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复习，报考汽车设计专业，幸被录取。

我们是第一届夜大学生，两个班100人，汽车设计和机械制造各50人。每周4个晚上上课，每晚3节课。那时是单休日，周日休息，还得到学校实验室去做实验，生活很紧张。这6年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我6年没看过一场电影。尤其是大跃进期间，有累病了的，有功课跟不上的，毕业时坚持下来的不到一半。

学校为我们颁发了正式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这个文凭在1990年代教育部整顿学历时得到认可。

 

“秀才要培养”

 1958年，毛主席号召“亦工亦农”，又当工人，又当干部。为培养干部，我在一汽被下放到底盘车间（后来改称底盘分厂）动力科，后又调到自动车工部（车间）去搞生产，学技术，管党的工作，和工人们在一起，向工人们学习，还顶班劳动，操作机床，有一年半时间。这一时期我的收获很大，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熟悉工人，同时，对生产过程有了感性知识。

1959年9月，我被调回总厂党委办公室，工作内容是起草党委工作计划、总结和领导报告。这个部门比较重要，只有了解企业方方面面的情况后，才能写得出报告。因此，我这个科级干部要经常站在厂领导的角色上来换位思考问题，这对我是很大的锻炼。

从1956年到1958年，一汽把初建时的班产50辆提高到100辆，也就是把年产3万辆的能力提高到6万辆。大跃进中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在一两年内实现班产250辆，即年产15万辆，增长5倍。虽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个目标还是没能实现。

1964年，“四清”开始，机械工业部的部长带了副部长、局长到一汽蹲点。长春市委要选拔有文化、有基层工作经验的青年干部到市委工业部工作。一汽党委的组织关系在长春市委，也就是属长春市委管，市委要把我调去。

一汽不肯放。我也不想去，只想继续在企业里干。

长春市委工业部部长翟象坤亲自找到一机部部长，他说：“长春市一贯支持一汽建设，我们这么友好，现在要一个干部，你们还不给啊？”

这时饶斌厂长已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郭力接任厂长，正在搞企业整顿。1961年我夜大学毕业时，郭力就想让我到总师室工作，但党委几位领导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做党的工作也需要懂技术的人，所以我就留在了总厂党委。这次市委要调我，郭力只得答应了。

长春市委对我很是关爱。市委工业部主管长春市整个工业，我也经常到一汽调查研究。

我在市委工作了5年。刚去时，工作还比较正常，我也总想着怎样把长春市的机床厂、自行车厂，手表厂以及机车车辆厂、客车厂搞好，经常下去调研。但一年多后，“四清”开始，大部分干部到“四清”工作队，我被派到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先是下面罢官批斗，没多久市委机关内部也造反，分成对立的两派，搞得乱糟糟的。当年我34岁，经历简单，在大机关，算不上什么当权派，所以没有挨斗，但也靠边站。然后受审查，没事，就“解放”。

“解放”后，我到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工作。1969年二汽开始建设，我有了新机会。

 

“不答复，我就自己来”

二汽由饶斌亲自挂帅，筹备组早在1965年就成立了。我有个什么机会呢？我爱人是在一汽党委组织部工作的，建设二汽时，部里要求从一汽现有干部中抽1/3支援二汽，一汽把所有干部搭配好分成三份，让二汽任选一份。

我爱人报了名。我也坚决要去建二汽。我在企业的时间长，对企业有感情，在机关虽然很舒服，但总觉得工作不实，没意思。

我要去二汽，长春市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作不了主，他们说：你这个人调来很不容易，又是处级干部，要是我们放掉了，将来老领导回来掌权我们没法交代。

造反派就去请示一位正要“解放”的原市委常委、工业部长翟象坤，尽管他当时还没正式官复原职，但已经有点话语权了。

翟部长问我：“你要走？”

“是，”我说，“去二汽。”

“留在这里吧，在这里工作不错嘛。”

“我知道大家待我好，但机关工作没太大意思，我想搞点实际的。”我实话实说。

翟部长没再劝我。算默认了。

但这还不行，还要通过市革委会里的军代表，他们不同意：“哪能随便走？”

我解释说，我走是有道理的。因为二汽是“三线”建设大项目，毛主席讲，“三线”建设建不好，他睡不好觉；毛主席还讲，你们没有汽车，就把我的汽车拿去。毛主席对“三线”建设这么重视，现在我要从城市到艰苦的山区去，有什么不可以？

军代表没话说，只得让我去。

但这时我爱人还没“解放”，还在学习班受审查。因为这个原因，二汽军代表不同意马上办理调我去二汽的手续。我多次到长春市革委会催促，市革委会干部组也讲不清楚。

后来我忍不住了，给二汽政治部负责人军代表左政委发了电报：“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我想尽快去参加二汽建设，如不回复，我认为就是默认了，马上进山。”

发完电报后十多天没有得到回复，就买火车票经北京、武汉去了十堰二汽。那时买火车票和住旅馆都要单位介绍信，我没有。只好和一汽调去二汽的其他职工一起走，冒充他们的家属到了二汽。

左政委看到我时，愣了一下：“谁让你来的？”

“我不是发电报了吗？没有答复，就是默认，我就来了。”我回答说。

他也拿我没辙：“好，你在招待所等着吧。”

正好那时二汽要办五七干校（名称叫“五七学校”）。让我全家包括小孩都去。一批还没有政治审查结论的干部和技术专家也都去了。五七干校校长是栗青峻，我在一汽时就认识。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当学校的办事组组长吧。”我说主要还是劳动锻炼吧。

我在五七干校劳动了3年，熟悉了农业生产的过程，割麦子、插秧、打场等都学会了。这3年对我以后在企业工作也有好处。干校里各个方面的人都有，干部、技术人员，也有工人。过去我在党的机关工作，相对来说有点“高高在上”，即使下基层也是找领导多，对于非党的技术干部和工人群众，接触得很少。

在干校我交了很多朋友，有些还结下了深厚友谊。俞云焕，在干校当炊事员，他1940年代大学毕业，干校回去当了二汽技术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支德瑜，在干校种菜，回厂后任工艺处处长、副总工程师。

这个支德瑜还很有点故事。他是英国留学生，大跃进时，报上登了“广西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报道，厂长饶斌就派时任冶金处处长的他到广西考察。他回来后向饶斌如实汇报说，那些炼出来的只是氧化铁。

当菜班班长时，他住在窝棚里，夏天蚊子多。干校请来的一位会种菜的老农，跟他同住。老农没蚊帐，他有，但坚持不挂，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同甘共苦，这位老农回河南老家后，支德瑜还去看过他。支德瑜目前仍住在十堰，85岁了，还在发挥自己的专长，给企业和政府不断提出建议。

1972年军代表撤离，中央下文件，任命饶斌当二汽一把手。干校的这些干部都被“找”回去，大部分担任了技术、管理部门的领导。我任二汽总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保留的军代表，没有到任，后来由我任正职。

 

干打垒、政治车和知识分子

从1969年算起，我在二汽干了14年；如果以从五七干校回来作为起点，就是11年。回厂不久，又来了个“批林批孔”和“批邓”，弄得大家非常紧张。我们要了解上面的精神，每天广播是什么内容，有什么最新指示，领导讲话要和上面对口径，不能有一点差错，所以那时晚上睡觉电话机总是放在床头，随时要和领导联系。

建设二汽，首先要克服“四人帮”极左思想的流毒。极左思想，就是不讲科学，不讲客观规律。二汽有名的“干打垒”经验，用两块木板做成槽，中间用土加石灰夯实，这种做法被用在厂房外墙、隔墙，甚至工位器具、钳工台上。结果厂房受震动就开裂。

机床也有问题。当时国内技术做不出来，又不能进口。没经过调试合格的国产设备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了山，进来后却不能使用。

极左思想的另一个杰作是在不具备起码的生产条件下，下令要造“政治车”。记得是在1971年，大部分厂房还没建成，许多生产设备还没有到厂，提出要用“政治车”向国庆献礼，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机床，用牙齿啃也要啃出汽车零件来”。为了这个目标，大家就在普通机床上用万能加工方法做零件。

那年“十一”之前，总算拼凑出20辆“政治车”。在开往武汉参加国庆游行的途中，好多车都抛锚了。你知道当时人们怎么形容这些车吗？“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1973年，饶斌同志主事后，一切重新再来。

我们开始纠正林彪极左路线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又进一步全面清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恢复科学态度，当时我们开展了厂房、设备、产品的三项“攻关”活动。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1976年后的事，也费了很大的劲。知识分子入不了党。为什么？当时二汽的一万多名职工中，有党员1000多名，党员大部分是部队转业军人，多数来自河南、湖北农村。他们人在十堰，家人在农村，确有实际困难。但他们是“自来红”，左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对老工人和知识分子排斥，文化水平也偏低，不少人掌握现代生产技术有困难。

我们要发展老工人和知识分子入党，他们就不同意。但他们一些人又管不好自己，弄虚作假报销医药费，盖公章出假证明等等，管不胜管。

为了解决二汽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李先念副总理几次找饶斌去北京汇报，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也参加。饶斌带李岚清、刘颂亮和我到中南海汇报，主要是解决如何拨乱反正，按照科学规律把二汽建好，包括厂房、设备、产品和队伍的问题。

在中央和有关部委的帮助下，把5000多名专业军人调转到他们家乡附近，安排到河南、湖北的石油、铁道等部门工作。既解决了这部分同志的实际困难，也调整了二汽队伍的结构。后来二汽大量进人，进来了一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有一定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以及大中专学生，改变了人员结构，为后来二汽建设的蓬勃发展，作好了准备。

 

不当“飞鸽牌”

二汽开始批量生产汽车了，生产上遇到几个瓶子口，锻造厂是其中关键的一个。锻造厂成为瓶子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是设备毛病多，因历史原因没过关就进来了，故障多，修理的时间比开动的时间多，产出的零件合格率低。班子的团结也存在问题，在困难面前，相互埋怨多，工人意见很大。原来的书记是位老同志，哈尔滨工大调来的，有文化，有干劲，但是被企业的各种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累病了，为了照顾他，调到武汉市到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当领导。

二汽党委领导找了好几位处级干部安排去锻造厂当党委书记。有一位老同志，在锻造厂筹建时担任过该厂一把手，当时在总厂当处长。二汽领导动员他回去干，他回家开家庭会议，一家人都不同意他去：“在那里累死，也没人说好”。他也觉得锻造厂问题复杂，很难搞，也不想去。

二汽领导还找了其他几位同志，但都有各种原因不愿去。

二汽领导班子开会，有一位领导说：“我推荐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谁？“王荣钧。”他说，“王荣钧年纪较轻，身体好，有能力，还在基层干过。”提不出别的人选，就这样定了。

1977年我到锻造厂任党委书记。二汽领导建议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但我一个人都没带。因为我知道，带人去会让原来的干部产生抵触情绪，人家就会议论，认为我是去“整顿”他们的，工人担心我是“飞鸽牌”。

上任后第一次开大会，我说：“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来跟你们一起干，把锻造厂搞好。”我真正扎了下去，吃住都在厂里。

锻造厂当时有个大项目，李先念同志批准从德国引进12000吨自动锻压机生产线，我去时，生产线已经安装完毕，但调试时遇到困难，无法投入正常生产。于是，李先念副总理特批德国制造厂的3名专家（生产厂长、工程师和技工）来当时对外保密的三线建设工厂帮助我们调试生产线。这是进入二汽的第一批外国人。

德国专家对二汽有种神秘感。他们后来讲，一条卖3000万美金的设备，现在恐怕得要上亿美金，被中国人买了后，安装在哪里？调试得如何？他们都不知道。这次李先念特批，他们才有机会来到这个神秘的山区工厂。他们说，乘飞机到北京飞经武汉时，真恨不得从武汉上空跳下来，快点看看自己制造的生产线究竟怎样了？会不会惨不忍睹？

3位外国专家被二汽人当做贵宾一样接待。他们到生产车间时，两旁工人夹道欢迎。他们说：“我们生下来还没受过这样高规格的待遇，简直像总统了。”

德国人很敬业，立即着手研究，夜以继日地干。他们还带来很多维修工具，有的我们从没见过，如电工用的仪表，是数字式的，我们感到很新奇。回去时都留下送给了我们。

在调试过程中，我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全程跟随，秦裕琏、冯友仁两位工程师学得最好，德国人回去后，我们就靠他们解决一个个技术难题，使这条“国宝”自动生产线能正常运转，解决了二汽生产中的一大薄弱环节。在调试工程中我也全程跟踪，详细纪录，及时分析，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为了使自动线能正常稳定生产，德国的制造商奥莫柯公司向二汽发出邀请：“你们来人到德国实习吧，费用我们出。”他们推荐我们去德国蒂森公司。蒂森是一个大联合企业，炼钢，造火车，特大型锻件，什么都做。我们购买的是奥莫柯生产的第一条12000吨自动锻压机生产线，第二条就卖给了蒂森公司。他们的这条线已在正常运行。

在二汽总工程师孟少农和副厂长俞云焕的推荐下，去德国实习三人小组由我带队，包括机械师秦裕琏和工艺师蔡喜明，往返28天。我们3人都是业余自学的外语，没有带专门翻译。我从1977年开始学英语，在锻造厂，我还组织技术人员每周六下午学半天的科技英语，坚持了2年。每天晚上我坚持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连续听了三遍。我们当中，秦裕琏英语最好，德语也行。验收设备时，他去过德国一年。

我去德国这件事，一些同志有议论，“怎么党委书记也出国？”

甚至还有人写信告到北京，说我“整天学外语，工作不好好干”。结果告到饶斌那里去了。后来听说，领导上对此不以为然，说“学外语，我们希望大家都学，有什么好嫉妒的？人家把一个老大难的瓶颈厂变成了大庆式企业，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干，这种精神有多少人能做到？”

我在锻造厂当了6年多党委书记，在这期间，对企业各项管理工作都深入参与，学到了许多东西，也挺过了最困难时期。

 

不当十堰市委书记

很快就到了1983年，机械工业部领导又要调我到部属湖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工作。最初我不想去。好心人劝我：“你这样就不对了，组织上是重用你。”

在成套局干了3年多。实际上刚干了1年，我就不想干了，骨子里还是想去企业。

有一次，我去二汽参加一个会，遇到了老部长周子健。

“你去哪儿了？”他问。

“湖北成套局。”我回答说。

“你去成套局干什么？”他说：“你还年轻，身体好，熟悉基层，还是应该去干汽车。”

“不行啊，部里不放啊！”

周部长就当着我的面，找来部里分工主管成套工作的副部长赵明生：“老赵，你还是让王荣钧回去搞汽车吧，跟你说定了啊！”

老部长这一说，赵副部长不好再坚持。当时机械部由何光远同志主持工作，他也支持我回汽车行业。

但我又怎么到上海了呢？这里又有一些故事。就在我准备离开成套局时，湖北省委讨论要我去十堰市工作。二汽所在十堰市的市委书记跟二汽的矛盾很难解决，省委想找个能跟二汽能搞好关系的人去当市委书记，提出的人选就是我。在没正式谈话之前，十堰市市长厉有为（后为深圳市市委书记，原是二汽人）和十堰市老市委书记都到成套局来动员我：“你回来当市委书记，我们大家支持你。”

因为我的汽车情结，我还是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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