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批判毛泽东“文革”治国方略的中学生及其治国策（下）

 专题回忆：
                            热 血 写 春 秋

                            ——回忆上书毛泽东
 

                                        萧瑞怡

  1968年5月，我向毛泽东写了一篇上书。那时我是新化一中高49班在校毕业生，年龄20岁。

  上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改革土地制度。这是我着重阐述的部分。我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摆出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论证了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性，从而提出了借田借土制度的主张。第二部分，废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在这部分里，我就对四类分子的长期专政和不必要的阶级斗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四类分子应采取教育争取的看法，一视同仁对待其子弟，停止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第三部分，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在这部公里，我总括了个人崇拜七大罪状：第一，个人崇拜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第二，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第三，个人崇拜减低了教学质量；第四，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第五，个人崇拜造成了人的虚伪注；第六，个人崇拜破坏了外交关系；第七，个人崇拜尤其束缚桎梏了人的思想。接着，我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说明了废除个人崇拜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严法治国。在这部分里，我提出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法要严、刑要当，除恶助善，国泰民安。第五部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第六部分，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在这部分里，我提出要发展科学技术和人人习武、个个练兵的主张，以实现民族自强，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并开创出一个使敌闻风丧胆，不战而胜的强盛国家的局面。

  上书计有万字，在当时提出这些观点，特别是前三个部分，哪怕只触及一点，都可定下现行反革命罪。所以当时一位政法工作者说，上书是带纲领性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

  那么，我这样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上书的经过如何，以后的遭遇怎样，案件如何处理，逆境中我又写了些什么？现一一回忆于下。

   
              一   写上书的思想基础

  谁都知道，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人不可能凭空产生什么思想。要问我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反动”思想，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社会生活赋予我的。

  我出生于一个贫农之家，长期在农村生活。大跃进、共产风造成三年苦日子的严酷生活，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道深刻的伤痕。

  1958年，我11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正是这年树立起来的。这年出现了两样稀罕事：一是土法炼铁，二是办公共食堂。土法炼铁我帮助大人捡了矿石。那种炼法如何窝工浪费，如何毁坏森林而毫无收益，给我的印象且不说了，只说公共食堂给我的感受。

  当时，我们村子里一百多户人家分成两个食堂就餐。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公共食堂好，菜香饭又饱，吃饭不要钱，越吃越香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起初，公共食堂的饭菜虽不怎么香甜，但好歹能吃饱肚子。可时间一长，当田地荒芜，长苗时一半禾一半稗的时候，人们啼饥号寒的日子也就降临了。

   象我这般年龄的孩子，每天定量只有半斤大米，那时用的十六两一斤的秤，今天的五两即是那时的八两。我早三两，午二两，晚三两，真是饿得慌。菜不是萝卜汤，就是咸萝卜，三百六十五天见不到几个油星子。那时，猪肉十六元一斤，鸡蛋一元一个，年底过年能分到半斤猪肉算是有口福了。为了填饱肚子，我跟随我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等充饥。我吃了不少糖粑，甚至我把牛栏屋上面人家堆放了几年作燃料用的绿豆壳也拿来磨成粉吃了。肚子是肉长的，那容得下这些粗糙的食物。咽下去还不太难，屙出来可就真的难了。

  以后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我看到有的夫妇为争一口饭吃打架分了家。此时，盗贼四起，公人家就要烧火煮，烧了火瓦上就冒烟，冒了烟大队干部就可顺藤摸瓜，摸到了“瓜”晚上就开大会斗，不斗得你喊爹喊娘决不放手。斗了还是有人偷，瓦上还是要冒烟。于是乎，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青年突击队员们打起锄头挨家挨户将灶砸个一斩平，锅子没收作为废铁上交公社以抵炼铁的指标数。到了这般“绝灭烟火”的地步，饿倒人的严重现象也就发生了，我们湖南新化到处是死人的坟，不少地方死了人，埋也不埋了：人死得太多：有的人家死绝了，没人去挖坟坑。

   1958年，彭德怀回到湘潭坞石，看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时候，也仰天长叹“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决心为人民“鼓与呼”了。1961年刘少奇回到花明楼，看到自家屋前的梧桐树皮被剥光吃了，一数炭子冲的人有不少不见了的时候，也举鞭抽击自己的灵魂，丢掉了“粮食多了、煮酒熬糖”的想法。此时，倘若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象青年时代一样，夹着雨伞在民间跋山涉水，那么也不会听不进言而主观臆断了。

  三年苦日子，招来了人们的怨恨，我也产生了膝朦胧胧的不满情绪。正当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之际，“三自一包”就象一场甘露雨来到了人间，它拯救了嗷嗷待哺的饥民。短短年余时间，农业得到了复苏，继而粮食巨增，物价猛跌，农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三自一包”这一财富之神仅仅在农村一晃即过，代之而行的是那种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又留给社员适量自留地的集体生产形式，并被长期固定下来。其间佐之以“农业学大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狂风暴雨，使得农业生产象一匹患病的驴子抱着沉重的车，艰难地向前挪步。

  社会犹如一个大实验室，哪种生产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生产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亦深有体会。这为我后来思考土地制度的改革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进而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与他的理想紧密相关。当一个人步入青年阶段的时候，正是青春的热血与理想交织燃烧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憧憬。方志敏烈士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说道：读了《拿破仑》，就想做将军；读了岳武穆，就想驰骋沙场。我呢，的的确确也是如此。

   那些名人传记，诸如《马克思传》、《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富兰克林》、《列宁回忆录》、《寇准》、《魏源》、《康有为》等书，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更是爱不释手。我力图效仿这些伟人，用“生做泰山，死当河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立志做一个社会改革家，造福于人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哲学史》、《世界通史》、《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记得连学校图书室里那纸张霉黄得难闻的《资本论》也读了几天。一个人一旦确立了理想，就必然会为之去奋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来了。此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准备全面复习，迎接高考。可上头来文说，暂时停止高考，坚持在校复课闹革命。于是，同学们纷纷加入红卫兵，批邓拓，批吴晗，批廖沫沙。继而批学校里的黑帮，揪学校里的走资派。接着又搞大串联，各种组织纷纷揭竿而起。有的加入“湘江风雷”，有的加入“孙大圣”，真枪实弹，武斗迭起。

   后来，我由衷敬仰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了，这不能不使人震惊。阶级斗争之火到处乱点，更不能不使人认真思索。尤为甚者，主席人还健在，就要我们搞顶礼膜拜，天天在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我想，历代以来，只有当皇帝临朝时，手下的臣子才下跪，山呼万岁，如今遍及百姓，这教人怎样去想？

  那时，我随便走进一家饭店，就发现有七八十个主席画像：夹把伞去安源的，跟红卫兵握手的，披长风外套的，穿中山装的，坐着的，站着的，饭店成了主席像展览的地方。再看书店的主席像章，有大于银元的，有小于扣子的，有圆的，有方的，有菱形的，有长方形的，要有尽有。再到书店，不是《毛泽东选集》，就是《毛主席语录》。至于城市广场，没有哪处不矗立着一个毛主席的巨大塑像。世界成了主席一个人的世界了。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会感动得眼泪直流，并会将你的大恩大德永记于怀。但倘若你施恩于我，就要我天天向你膜拜，孝之如父母，敬之如菩萨，则我又会对你有另外看法了。当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我再忍不下去了。

   引起我最反感的，也是点燃我思想之火的，就是做语录操。当司令员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来指挥我们做操的时候，我就愤然离开操场。我好似五脏来血，气得真想拔剑斩地：难道我们都是奴才不成？难道芸芸众生都是蚂蚁不成？我恨林彪这个奴才兼野心家，我恨“四人帮”这班恶棍，我叹息毛主席主观、武断、个人专制、忠奸不分。

  然而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在人人高呼“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和“万寿无僵”的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威力犹如上帝，而上帝的错误，除非上帝本身意识到才能终止。于是，我产生了上书想法，我要亲自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如果门卫不让我见，我就将自己全身捆绑，以求接见。

  酝酿几天后，我痛下决心，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同窗好友魏书程。
    
           二  写上书的经过

           （一）第次一写上书

  1968年5月16日，我开始着手写上书。一写，思潮滚滚而来，犹如长江之水：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强国安民问题，都想付诸笔端。个人崇拜是我最反感的，也是引爆我思想火花的导火线，但与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相比；还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我把“改革土地制”作为第一部分写。其二是“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其三是“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最后写其他强国安民的主张。

  我写时是避开人的，或在教室写，或在寝室写，写一张，锁一张，无一人知晓。

  前三个部分写好了。这时，我的另一所谓同窗好友伍毅群，见我昼夜秘密写东西，就问我写什么，并要求看看。起先我不想告诉他，后经他反复说，我又考虑他出身不好，平时言谈与我相近，于是把刚写好的第三部分给他看了。给他看前，我点点张数，共二十一张。谁知他看后还我时只有十九张，少了第二张和第二十张。这是内容至关重要的两张，前一张承上概括了集体生产形式的弊端和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的祸害，后一张总结了个人崇拜的罪恶。因此，一旦这两张失落，那我整个的“反动”思想就将彻底暴露。

   事关重大，我立即找到伍毅群，并将他带到偏僻的寝室楼上，询问那两张稿子的事。开始，他抵赖说不知道，后经我再三追逼，他才承认拿了。他说是上面派他来监视我的，是要他来拿的，他说要把稿子交给学校军管小组。

  我恳求他还给我，我申明我是要光明正大到北京去上书的，不是写匿名信。我说最多半个月我的死活就知道了，请他现在不要泄露。他听不进，口口声声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既到如此地步，我跟他自然是一场生死搏斗了。其时，快下晚自习了，同学们即将回到寝室。我急得心都快跳到口里，我扑向他，搜他的袋子，没有。左查右看，原来在他手里紧紧握着。我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他拼命反抗。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人扭作一团。经过一阵搏斗，我咬破了他的指头，将那两个纸团抢到了手。然后，我匆匆将全部上书稿从我寝室的课桌里取出来，投入资江大码头旁边的一口井里，掉转头往冷水江方向逃奔。

  后面追兵如火，我跑得更狂。凑巧的是，我刚跑出校门时，天还只下毛毛细雨，可这时候，天哗哗啦啦下起大雨来，越下越猛，犹如瓢泼。老天助我，暴雨把他们拦回去了。我跑到新化锡矿山，托魏书程母亲之福，给了我三十元钱和一些衣服，绕道赶到涟源车站远走高飞了。几天后，通缉令发布新化、邵阳、长沙等地。其实，通缉令仅仅是根据伍毅群的密告和我平时的言论胡乱写成的。

         （二）第二次写上书。

  从学校逃出后，我来到了湘乡山枣厚丰大队周立桂同志家重写上书。周是魏书程同学的姨父。

  花了八天时间，上书六个部分全部脱稿。在这里看了我上书中第一部分的有周立桂，看了全稿的有周的邻居贺松林。贺对我大加赞赏，而周持否定态度。周看到“陈永贵同志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愿做全国的一面黑旗示范于天下”这一句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讲陈永贵好好好，连讲三个好字，而你就说陈永贵不好……”我听后忐忑不安，便匆匆告别他家，搭火车到与涟源接界的萧塔孚家。萧是我初中的相知同学。我去的目的，是想征求他对我上书内容的意见。他一见到我，大为惊喜，并告诉我，到处在通缉我。他看完上书后，说我太鲁莽，并劝我不要去上书。我听后犹豫不决。

  最后，我在去长沙途中，又毁上书于火车厕所中。

         （三）第三次写上书。

  上书虽毁了，但我又觉得可惜。我眼前面临绝境，无处可以安身。逃往香港吧，抓着了会弄得个身先死而志未遂。逃往新疆吧，身边的钱所剩无几。想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走上书之路。

  于是我在湖南宾馆找到了一位服务员叫罗顺初的同乡，在他家我又秘密写起上书。这一次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全部写好了。完工之际，罗要求我给他看看。他看后大为惊恐地说：“怡宝，我不知你的思想落到了这个地步，要是在五七年，你要打个大右派！”我听后，又怕他走漏风声，等他刚出门，我就匆匆离开他家。

  我来到湘江岸边，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确在颠倒走路，与我的思想格格不入，但非一人之力能扭转乾坤。于是我愤然将上书投入邮箱，搭船往洞庭湖逃生去了。
    
            三     流浪洞庭湖

  在去洞庭湖过沅江途中，我即改名为萧远江。一则是隐匿名字以利逃生，二则是勉励自己，要象江河一样，虽奔程遥远，曲曲折折，但最终是一定要流入大海的。

  那时流浪，不象今日一样那么容易。当时三日查籍，五日戒严，经常抓流窜犯，没一天安宁日子过。尽管如此，但毕竟洞庭湖地域广阔，劳动力少，所以还是聚集有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的流浪者。这些流浪者中，多数是为了出来赚口饭吃，也有少数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来湖区避难的。

  我初到洞庭湖，是六月中旬，正是扮禾季节。我找到千山红农场，帮助农场职工扮禾。然而怎奈湖区蚊子多，自己没有蚊帐被窝，晚上只得用稻草遮身，稻草怎挡得住蚊叮?末了，我得了疟疾病。一发高烧，我就卧床，烧一退，我又打禾，疟疾发烧、退烧有周期性，我卧床打禾也行周期性。如此豁出命来干，才赚到了十五元钱。随即我向人家买了一床破蚊帐和一床不上五斤的旧棉絮，这就是自己在外流浪的行李了。

   流浪者不能每天找到活干。忙时湖区人请你帮忙，闲时一脚踢开，并且上级老派民兵戒严抓“流窜犯”，抓到了又把你的钱没收，遣送回家。我为找活干，为躲避戒严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回首八百里洞庭湖，哪处没有我的脚迹？我抗着酷暑在钱粮湖扮禾，忍着蚊叮在大通湖月夜下开沟，顶着严寒在荣家湾修路，冒着风雪在满湖柴山里过年。我常常向着湖泊呼啸，望着长堤沉思：浑浊的湖水呀，你何时才有清澈的日子？弯弯曲曲的长堤呀，何处才是你的尽头？无可奈何之际，曾填有《菩萨蛮》一首：

   洞庭湖泊江风烈，长堤一片伤心色。独自莫凭栏，心情激浪翻。   男儿空有志，效国无名字。把酒问苍天，中州何日现？
    
        四   反省交代   案件处理

   我在外流浪到了两个年头上，想起家中父母。1970年5月，我偷偷回到新化维山公社舅舅家里。我想让舅舅把我父母接来见见面。谁知我的亲戚，包括舅舅早已被有关部门的人做了思想工作，意即我一回来，就要送交政府，否则就如何如何。舅舅是大队支书，觉悟更高，所以我一到他家，他就不准我再外出，要把我送交公社，让我去坦白交待。这样，我就被他带到了我家所在地科头公社大院。

  在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面前，我不得不将上书内容全部交代出来。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为问题的确不轻，为什么甘愿走这条路，实在是因为在外流浪，那风刀霜剑的日子不易过。

   根据我的反省交代以及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公社作出了“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萧瑞怡的处理意见”上报区政府，区签署“逮捕法办”四字，且将我的“罪恶”归纳成下面四点：

   “一、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说成是个人崇拜。

   二、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贼歌功颂德，鼓吹‘三自一包’、分田到户，大刮单干妖风。

   四、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大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高调，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抹杀毛主席的阶级路线。”

   随即我被送到了县公安局。据说法院为此案处理争论激烈。大多认为该判极刑，而法院院长张吉山及军管小组李副部长这两位主要负责人不同意。正在此时，上头来了一个文件，说是知识分子因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枪毙的人太多了，以后要从轻处理。这样一来，我才得以死里逃生，他们有了理由，说一则念我是学生；二则考虑出身好最后将我免刑释放，回乡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记得我从法院出来，李副部长追上我说：“年青人，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么……”可见人心！
   
           五    逆境中的探索

   在农村我整整改造了八年。八年面向黄土背朝天，我成了地地道道背着“反革命”罪名的贱民。游团示众次次在场，“批斗大会”回回有份。以后莫说本人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就连我的弟弟们读书、参军也不可能。

  1978年，形势好转，我开始当民办教师。经要求，给我平了反。但是，八年磨砺，使我对“吃大锅饭”的生产形式更加深恶痛绝，也使我更加增强了改革农村经济的决心。1978年，我看到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依然有增无减，便大胆向《光明日报》写了一篇《生产关系改革浅见》的论文。在此文里，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结合农村经济的现状，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肯定了“三自一包”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重大作用。后来该报理论部回复说：“不宜刊登，稿子已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1979年，全国农村刚刚开始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又斗胆写了《共产真义说》一文，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并以此文作为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论文。

  这篇论文有近两万字，包括八个部分：（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略谈；（二）根源在哪里；（三）建国三十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回顾；（四）论共产的实质；（五）包田到户是体现共产真义的生产形式；（六）解答几个问题；（七）定额生产是解放工业生产力的有力措施；（八）结束语。这篇论文实质上就是原上书中第一部分内容的加深。因为那时候，人为的阶级斗争没有了，个人崇拜也废除了，唯独对农业经济，生产力问题的看法依然如故。所以，我把笔端指向这里，批判吃大锅饭，力图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一富民之策，强国之方。可是，这篇论文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我常常叹息，自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后，废纸满坑满谷，而我用心血写的东西，哪张报纸，哪本杂志敢让出一版使之刊登，中国的言论啊……
    
             六     结束语

  我写上书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时至今日，我的宏愿已大多实现。我真不敢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步子竟迈得这么大，弯转得这么急。十年前，谁喊改革，谁就有可能挨批受斗，甚至坐牢杀头。而今天，谁反对改革，谁也会遭到唾弃。颠倒的世界如今又正过来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幸，是我们炎黄子孙之幸。

  尽管今天改革中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应当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没错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深化改革，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我认为：私产财富，公出精神；法安天下，民主出自由。我们的国家还有待进步，但今天的方向是正确的。

  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坚守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格言。祖国命运，无时不虑；振兴中华，无日不思！然而政治体制改革远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匹配，治政方面的人才并非科技人员那么斤两分晓；庸人政治虽说误国误民，然而精英政治不能出台时就只有传统政治扮演主角了。

  想做王安石。未必能做王安石。我把自己比作一个茶壶，虽说“冷落无人顾”但“淡真气自豪”；要问“胸中何所有？——清水作波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愿天下一切有志者有才者，共同奋斗，将人类社会这只大船，驶向和平、和谐、自由、民主、繁荣、发达、公正社会的港湾！但愿后来的有志者有才者，能人尽其才、效力于世！
                                                    
                        萧瑞怡
                    1988年5月于冷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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