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类以工业化时代开启为界，之前是自然平衡的生活方式：茅庐简舍，步马出行，素食裹腹，男耕女织，乡野散居；工业化以后，依靠对能源的利用，人类过上了城市模式、工业模式的生活。无疑，这种生活方式是惬意的，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内涵，可也是竭泽而渔似的不计后果！人类各族争先恐后地深挖上天赐予的各种资源，数以亿计的“上帝”子民浩浩荡荡奔向奢靡的富裕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从宇宙终极真理的角度有多少合理性？是可无限发展还是有有限边界？权威专家估计，以2008年的消耗（每年180亿吨石油当量），石油还能用40年，天然气62年，煤142年，之后呢？能不能说城市模式、工业模式的人类生活不可持续，一定会遭遇发展瓶颈，或是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出现危机？对于危机，人类唯有寄希望于科学，希望接下来的科学突破能打破资源限制，保障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所需的资源需求。所以，胡总的科学发展观、奥巴马的CHANGE新政，也许是人类超越局限性的一次伟大尝试！

 虽有如此多的疑问，但还是不知道舍西方模式怎样才能让人过得更好，只得以既往的历史经验作为本文的基础。

一、财富时代的开启是工业化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理论，劳动创造财富；而按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资本创造财富。无论哪种理论，都承认是劳动生产率决定着社会的富裕程度，也就是单位劳动产出的越多，财富也就被创造的越多。这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劳动生产率是由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优化决定的。按照生产工具不同，人类经历了采集狩猎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和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几个时期。采集狩猎时代，人们的劳动成果仅仅是采摘野果和渔猎，所获少而无保障，难言有什么财富创造。人类在步入农耕社会的时候，一个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成果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外，开始有了剩余，于是财富逐渐在社会上有所积累。不过，剩余产品是如此之少，仅能供养少数特权阶层和军队。广大劳动者不要说富裕，战乱和坏的年景甚至食不果腹。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最好时代莫过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了，但那时也不过是勉强解决了国民的温饱。到清朝中后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发达的农业，使得中华大地能够供养多达四亿的人口，确是惊人的伟业，算得上是古代世界农业社会的最高生产力水平，独步世界的农业成就也因此塑造了中国当权者 “泱泱中华”的气度和固步自封的狭隘。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远不如中国。一句话，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是劳动者的剩余产品仅能够养育其成倍增加的后代，和维持极少数人的特权奢华生活，绝大多数人和富裕生活无缘。

    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机器的使用（工业化），使得劳动生产率成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人世间的财富也随之魔术般的急剧膨胀，并且产品的种类也日益丰富，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革命。2008年世界新创造的财富GDP 50多万亿美元，其中来自农业的不到十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非农产业。是比农业生产高得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开启了人类的财富时代。

    人类的历史表明：要想国富民强，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以外的第二、第三产业，就是全社会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除此之外，好像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二、农民低收入的根源是小农经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在我国农村地区，居住着7亿农民。现在的农业依然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的手工操作模式，加上耕作面积的限制，一个农村劳动力年产量也就五六千斤，和一两千年前的汉唐时期相比只不过提高一倍左右。如果算上较高的种植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以及养殖业的附加值，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毛收入不过万元，净收入也就三两千元。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下，收入微薄（加工业一般人均年产值数万元，高科技企业几十万元）。农村落后、农民不富的根子，就是小农经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低收入决定着农民生活的质量。一个典型的农业劳动力三两千元的收入能做什么呢，能维持怎么样的生活呢？也就仅能购买些日用品、支付电费、人情往来和孩子养育，根本无力扩大生产和购置大件生活耐用品。维持温饱生存尚可，改善生活生产则难。如果有一大学生或者病人需要供养，一家立即陷入困顿。可悲的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依然在过着这种年复一年、温饱但富足无望的日子，富裕生活在他们看来就如同天上人间那样遥不可及。

    三、农民富裕的途径之一：农业生产集约化

    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变分散为集中，变手工为机械化，变低资本强度为高资本强度，变低科技含量为高科技含量，彻底改善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5倍，达到等同于初级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准。这样，只保留2亿农民在农村即可，其中的1亿从事粮食生产，1亿搞经济作物和养殖。农业产值通过提价（价值回归和补贴）和高附加值生产增加到4万亿，人均2万元，年人均净收入1万元。有了这个收入，农民才能勉强过上小康生活，告别温饱。

    四、农民富裕的途径之二：转移五亿人口出农村，实现城市就业、城市居住

    1、转移农村人口的关键是依靠城市化、工业化创造就业就会

    农民非农就业是走向富裕的另一条途径。转移出5亿人口，就必须创造一两亿的就业机会。就业岗位来源于何处？就是进一步实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工业化增加就业自不待言，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性服务，也能增加大量就业，增加创业致富机会。

    乡镇企业在八九十年代的异军突起，曾被赋予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使命，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既能增加收入，又不会加大城市负担，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农民转移和致富模式。可是在最初的辉煌后，在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经过改制成功转型为民营经济的主体，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得以存续和发展壮大，如江浙，可内地的大多数乡镇企业则由于缺乏产业集聚便利，竞争力降低而倒闭消失。实践表明，市场规律不支持这种农村致富模式。除了沿海地带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外，我国内陆的大多数地区，必须采取集中建立工业区的方法，不能够搞村村办厂、镇镇开店的分散化建厂模式，工业化必须依托强大的集群效应和庞大的城市后援服务。

    为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社会的创富能力，必须发展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端产业和重化工业。可这些产业自动化程度高，对解决庞大的就业作用甚微。在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必须保持和发展能够容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出口加工和内销企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作为国策加以坚持。在产业结构组合上，应该保障充分就业为主，兼顾高端、重化工业。

    服务业是解决就业主要渠道之一。传统的商贸、零售、物流、交通、餐饮、宾馆、医疗、义务教育等行业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新型的电信、互联网服务、家装、物业管理、健康保健、旅游、休闲娱乐等，由于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也是就业的主渠道，高端的城市管理、企业运营、创意设计、金融、咨询、研发、高等教育培训则能为高端人才提供容身的空间。服务业之中，一部分是为城市外部提供服务，更多的是为城市自身服务。显然，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更新能提供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为何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缺少工业却城市规模巨大的原因。

    2、转移农村人口必须为农民进城提供支持和保障，启动农民工进城国家行动计划

    农民非农化不仅包括非农就业还包括非农化居住生活，也就是进入城市生活居住。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除一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市购房，家人一起居住生活，从业和居住生活能够一体外，大多数农民工是从业和居住生活两分离，夫妻父母儿女城乡各自一方，基本的家庭团聚就无法保证，更不能说享受正常的城市居民生活。农民工农忙还要返乡务农，身份经常在农民和城市居民，单身汉和已婚者之间转换，在老家农村他是谁，在务工城市他又是谁，找不到确切位置。他们处于低人权状态，收入和社会保障、事业和生活都处于社会最底层。多数在青春期只可打工自保，中老年则在城市失去工作，不得不返回农村，依靠一亩三分地为生，许多老来无依，贫困潦倒。这也是每年大规模的节日迁移奇观的真正原因。正是中国目前特有的农民工亦工亦农、老而返乡、无保障，无奈而被强迫的奉献精神，降低了城市运营成本，保证了中国制造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为投资者和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收益空间，增强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避免了拉美、印度大量失业失地农民形成的“贫民窟”现象，社会也免遭动荡。可他们的“贫民窟”在他遥远的乡下（不要只看外表的金砖碧瓦，钢精混泞土洋楼，内部多为家徒四壁，包括江浙）只是分散而不引人注目。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不公正对待农民工来取得的。

    非城非乡的农民工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现象，极具中国特色。既有降低城市运营成本的好处，又鲜明的带有国民身份歧视的成分，也构成了农村进一步现代化的阻碍，标志着城市化的不彻底性。这样一个庞大的非城非乡的农民工阶层，是未来中国的最大挑战！他们的最终走向可能决定着中国复兴伟业的成败。是让他们前行融入城市，还是退而回乡？这里，政府的作用十分艰巨，导引十分关键。要打通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必须依靠强力的社会财政手段。作为政府，在政治意义上，解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民生权利，是题中之意；在经济上，则能扩大内需，促进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政治家必须作出必要的政治决断。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财政开支和国有资产的收益中，专门划出一块，明确用于农民工进城所需要的经济适用房和农民工保障。每个城市应有义务将农民工安置数量和费用纳入预算，国家应启动农民工进城国家行动计划。这里有一个前提，不能让福利水平达到养懒人、损害经济活力的程度，造成经济发展停滞，如拉美国家。

   （2）、面向农民工，征用近郊土地大批量提供公益性农民工安置区，按照一定条件，分期安置落户。

   （3）、建立农民工城市生活保障体系，为他们及家人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提供低水平可维持的保障。

   （4）、在农村，则认真落实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允许土地使用权买卖和宅基地交易，鼓励土地集中经营，依靠市场使农民获得存量资产的变现收益。

   （5）、对进城需要扶持的农村户口，按人头发放三至八万元的进城期票，在城市购房可以当作现金使用，像当年全民和集体资产性质的公房低价出售给城市居民而使其获得数十万的溢价收益一样。通过此两种办法使进城农民每户能得到二十至三十万的进城准备金，再加上其它收入，农民进城当不会陷入进城即贫民的窘境。

    农民转移有激进之策和消极之策。前者如上五条，靠政府推手使农民工获得进城的条件，此策费用高，潜在的风险是农民工未来大面积的失业。消极的办法，就如同现在，依靠市场，自然选择，能者进城购房入户，弱者出卖青春苦力，一生做城市边缘人，老而还乡。此策有放任自流，不公正之嫌。办法也许在两者之间。

    五、合理动态的城乡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和人口收入布局

    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初期的富裕依靠大规模的轻型加工业，这一时期能够使人口的10%左右走向富裕；之后富裕的推动力是城市化，能保持20%—30%人口走向富裕，目前中国正当此阶段，此阶段也是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时期，呈现的是经济起飞特征；再接下来，推力必须依靠高附加值产业，如金融、高端工业和高端服务业。我们能够在城市化运动后实现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使其达到总值的40%以上么？如果不能，全民富裕的财富来源何处？到那时，经济由于创富源泉枯竭而陷入滞涨。在中国这样一个后进的人口大国，不能期待全民能过上发达国家那样的高物质消耗生活。把目标定在部分人富裕，最底层民众实现小康，也许比较现实。这样一个社会，可以用下面的比例表达。

    1.一、二、三产GDP比例：5：45：50
    2.一、二、三产就业比例： 1：3： 5 = 11%：33%：56%
    3.城镇农村人口比例： 13：2 = 86%：14%
    4.就业人口收入比例：
        低收入（年1—2万元）：中等收入（年2—5万元）：较高收入（5—8万）：高收入（年8万元以上）=4：3：2：1

    假如达到以上比例，中国就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基本消灭贫困，社会底层实现小康，中高层居民生活赶上发达国家富裕程度，社会活谐而充满活力。如果政策有效，这种生活预计十年会来到。以上数据基于判断，尚缺少实证。

    六、农民富裕问题是一个世纪难题，前途面临挑战

    历史的看，中国农民目前的生存状况好过任何时代，只是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普遍贫穷，而如今工业社会，一部分人远远地跑在了前面，农民落在了后面。新时期的农民问题是农民富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民共同富裕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农村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二元社会已被解构而不存在，在一些国家农业从业者甚至比大多数城市居民富裕。可是，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加起来也才十亿，并且三农问题的解决经历了长达三百年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在我们国家，仅农村就有多达四、五亿的人口需要转移，就业压力和城市化压力可想而知。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需要十分巨大的财富支持，也就是水泥、钢铁、能源等资源支持；粗略估算，富裕的中国每年需要50亿吨石油当量的能源（现在全球年消耗180亿吨石油当量），还需要建设上百亿平米的住房。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中国资源可否承受，世界资源可否承受，地球环境可否承受？城市化中的贫富差距如何解决？如何保障进城群体的生活能够维持？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导致社会动荡而使社会失去控制？我们对此都不知晓，毕竟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如此众多的人这么短时期要实现富裕、走向城市。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未来等待智者！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