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死”，这是最新的网络语汇，词源学上的记录再次属于云南。
　　今年以来，汉语网络新词上，云南已经制造了一个“躲猫猫”，再制造一个“发烧死”，还有被办得颠来倒去的昆明少女卖淫案。加上去年的孟连群体事件，对网络民意的发展，云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发烧死”再次证明了拘押场所中生命丧失的简易性。现在，事件正在调查，但不管最后确认的死因是否在于发烧，拘押场所经常传出死亡消息，这是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止是云南所独有，这从相关事件地缘分布的广泛性可以得到证明。
　　“发烧死”再次延续了拘押死亡事件在解释学上的诡异特征。死亡虽属大事，但拘押场所的死亡事件，原因解释却总是极之平和，乃至具有娱乐效应，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做梦，有的是发烧，有的是掉床。这也不只是云南的现象，以不可思议的巧合原因解释拘押场所的死亡事件，已经是常例了。
　　有人已经抗议起媒体“贴标签”运动，认为躲猫猫和发烧死是媒体贴标签的结果。这真是奇怪之极的意见。标签化确实是媒体的一种易犯病，然而至少在躲猫猫和发烧死这两件事上，媒体还无须承受标签化的批判。躲猫猫和发烧，都曾被确切地发布为李荞明和王树坤两起死亡事件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强烈的质疑，才被一步步收回。拘押场所对死亡事件给以“躲猫猫”和“发烧后送医死亡”的解释，可以说是继死亡之后的再次草菅人命，给以“躲猫猫”和“发烧死”的定名，表达质疑，推进调查，并永志其丑，十分必要。
　　李荞明之死因为“躲猫猫”一词所表达的质疑，最终被定为死于牢头狱霸的暴虐殴打，不仅揭示了拘押场所管理的混乱，牢头重判，涉案警察轻缓，仍在引起争议。王树坤之死，在“发烧死”被强烈质疑后，“发烧”的说法已经悄然消失，结论尚未得出，尸检只说“未检见致死性损伤”，这排除了损伤致死，但并未明确是否曾遭受损伤。
　　我们必须强调，拘押一个嫌犯，并非拘禁一头不珍稀的动物，被拘者的生命必须得到保障，拘押场所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也对他的生命负有全部责任。王树坤之死必须要得出原因，王树坤在被拘押场所是否受到殴打和其他法律禁止的对待，也须查明，他生命的最后履历不应轻易带过。
　　云南媒体还发布了评论，“别用躲猫猫、发烧死抹黑云南”，尽管前面加了一个“请”，仍然可见是一个强烈的要求。在这个评论中，公众对“发烧死”的愤怒，被描述为“无聊的小报记者兴奋了”，维护“美丽的云南”，胜过了对公民被拘而死的关心。确实，“躲猫猫”本是普通的儿童游戏，然而它成为网络的热词，“完全是小报和网络上炒热的”，而不是被云南官方混乱解释死亡事件糟蹋的吗？这个评论还对公众反应进行了奇怪的推演：“名为质疑云南公安的公信力，但实际是在侮辱云南人的人格”，“网友们这种对权力部门的不信任，说好听些事对更多事实的渴求，说难听些是对看守所的好奇”，还有“爱国激将”：渴求事实，“咋个不跑到美国让那些把美国大兵把他们如何虐待伊拉克囚徒，以及当年如何在南朝鲜的一个小岛上残害志愿军战俘的事公布一下”。
　　云南官方媒体所发布的评论，是如上丑恶地进行着“舆论引导”，把地方回护推进到了无耻的高度。一个地方出现丑闻，往往闷声不响，像云南官方媒体这样胡搅蛮缠，实属罕见。一个省的形象，并不比一个嫌犯的生命无端死亡更重；不客气地说，云南的美丽哪怕最黑暗的时代也不曾失去，不过是乱治使之蒙尘而已。不思治理改进，不患人命丧失，却要维护“云南人的人格”，不向治理者要求人道，而视真相探究为损害尊严，这样的思维非正常人所拥有。我并不认为，治理的乱相仅云南而有，然而，看云南官方媒体公然发布的错乱评论，不得不感叹这里对无理取闹给以的正式倡导。
　　近闻云南昆明将出台地方法规，规定干扰、阻碍舆论监督将被问责乃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们视之为一个首创，云南在处理躲猫猫事件、少女卖淫案中的一些细节也不无开放的身段，但在公共事件中官方媒体发布昏乱和倒措到不计阅读者生理和心理感受的引导文章，在近些年大概也算是一个首创。
　　公众应当更加坚定地质疑“发烧死”。如果首创“发烧死”、“躲猫猫”的行为，能够被固化到词典之中，庶几是蔑视生命的丑行的不算过分的报应。无视生命的行为，“发烧死”等词语便是它的耻辱柱，立在人心，传之口头，如果它能像秦桧的铁像，那是最好，而且，除了自说自话，无权者对权力又能够作什么反抗呢？
　　                                200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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