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清晨，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魏建功（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刊物《歌谣》的编辑）刚起床，就听见叫门声，打开一看，是他的左手拿拐杖、右手提大包的老师钱玄同。两人都沉默不语，隔了好一会，钱说：“我们都是南人，只好回南方去了。”魏则劝说到：“先生，事态还正在发展之中，做出决定尚需时日，先生不必着急，这么多人尚留在这里，日本人进来也不会马上有什么行动的”。这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一对师生之间的对话，恰恰反映出当时北平知识界对事变本身的判断。
    就在几天前的7月8日（即事变的第二天），北大同事张奚若、张佛泉、沈仲章、徐森立、陈之迈等人到胡适家里去（米粮库4号），询问他对时局的意见，胡适说：“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我想或者不至于扩大。我原定今天下午去南京开会，到那里，恐怕事情会晓得更清楚些......”胡适在当天下午就按计划离开北平去了南京，但他的这一判断，无疑直接影响了其他人的思维。观望，成了当时大多数人的选择，直到北平沦陷，才纷纷南下。8月7日，平津试通行的时候，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平。8月9日，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与郑天挺、饶毓泰、叶公超、钱端升等人商量后，一致同意早点离开这座危城，在11日清晨，饶毓泰、叶公超、梁实秋、姚从吾就带着胡适的妻子江冬秀离开北平逃到天津了。
    9月中旬，还有一批教师决定暂时留在北大，这些纯粹是个人选择。就当时情况而言，他们的选择在北大这个小圈子里，基本上是被肯定的，如胡适在9月底的来信中就曾对他们的这个决定表达了钦佩。我多少认为胡适在这封信中所写的有点虚伪，自己远离战乱，却还要说“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在9月13日的会议上，大家公推魏建功、罗庸以留平全体同人的身份，致函蒋梦麟校长（事变时正在庐山开会，很运气地避开了这场战祸），介绍了北平和北大的情况，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总期四十年辛苦经营之学校，不致成为无人顾视之堕甑；三十余坐幽待旦之同人，不致终虚卫校存学之初愿。至于私人铺啜，当此之际，非所敢闻”等语，众人用心可见一斑。接下来的2个月里，留守人员多次与日本宪兵、地方维持会辩驳交涉，竭力协助校秘书长郑天挺维持校务。
    苦撑到11月17日，郑天挺、罗常培于11月17日最后一批撤离，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魏建功等人，而魏的老师钱玄同，早在8月初就跑回南方了。留下的周作人、马裕藻、孟心史、冯汉叔4人负责看管校内产业，北大残局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