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也遭血铅，考问发展逻辑和制度本身

发表于 2009-08-21 14:57:53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深受金融海啸冲击的“世界工厂”东莞，今年4月以来，包括服装、玩具等传统行业定单明显回升约三成，用工需求量也逐月增加，上月的职位空缺接近10万人，许多工厂出现局部“民工荒”。深圳等市也从缺岗位变成缺民工。

深圳最大劳务派遣公司“全顺公司”老板张全收说，“手下过万人全都送出去了，每天还有几十个电话找我要人。东莞的家具厂、玩具厂、服装厂也来找，有要300人、有要500人……”。“定单六月突然多了，七月继续增加”，东莞哈一代玩具厂董事长肖森林说。去年经济不景，“哈一代”将约千名工人裁剩一百多人，但定单一来，怎么也招不到人，工厂三分之一机器无法运转。为赶工期，便找来很多临时工，代价是付出约多一倍的工资。据调查，东莞有约七成企业表示定单回升，一般增加约三成，有的企业定单已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七成，不少企业要加班赶工。

东莞智通人才市场透露，5月到该市场招工的企业增加到8千多家，提供职位8万多个，比4月猛增约四成，现在仍保持这个态势。广东统计局近日抽查的598家企业，第二季度比上季增加员工6万3千人，平均每家增加105人。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8月初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就业统计。总体的说法是，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就业情况“基本稳定”。人保部的数字说，由于采取了扩大内需等措施，今年上半年的失业率保持在4.3%，登记失业人数在910万人左右。但需要指出的是，和一般国家公布的失业率以全国总劳动人口为分母不同的是，中国这4.3%的失业率仅限于城镇，并不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

而就在这900多万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中，在六月底正在领取失业保险的只有257万人。换言之，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失业人口没有领取失业保险。当然其中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失业保险，或者参加失业保险的时间短，失业时间超过了可以领取保险金的最长限度而不能继续领取。中国各地的失业保险规定大同小异，基本上头五年每参加一年的保险可领取三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后五年每参加一年保险可增加一个月保险金。但中国多数大省市2000年以后才建立具体的失业保险制度，很多人都只参加了几年的保险，因此也就往往只能领有几个月的保险金。而保险金的标准一般又只有当地最低工资的70％。算下来，这样区区几个钱的保险金又能保得了什么险？另外，和失业率的统计一样，城镇的失业保险也基本没有覆盖农民工，尽管他们依法有权参加失业保险。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倒是特别提到，到5月为止，全国约6700万到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当中，“只有3%”仍在找工作。一个“只有3%”似乎透露着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还好于城里人的“4.3%”失业率。但一个“6700万”已经透露，中国1.4亿农民工中有一半回了乡下，这些人算是失业呢，还是就业呢？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公布的数据曾显示，2009年春节前，1.4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有7000万返乡。这7000万返乡民工中当时仍有2300万人没有找到回城的工作。但现在人保部“6700万到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这一说法似乎证明，不仅这2300万农民工没有找到工作，春节回家时有工作的那4300万也没了工作，不然城镇里的打工人数怎么剩下了不到7000万？

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农民工尽管不能在城市里随便建起贫民窟，但他们在家乡都还有一块承包地。回家种地虽不富裕，但总可免却饥寒之苦，总还有个退路。这些年农民的“群体事件”除了欠薪，很少因农民工失业而起。各地倒是出了不少地方官员巧取豪夺农民土地引发的纠纷甚至骚乱，相信这个道理中国的官员不会不知道。

当然，现在中国的就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尤其是今年600万大学毕业生中还有30%的需要就业，加上去年以来没有实现就业的大学生，大概还有300万人。这个包袱可以说是人保部替教育部背的。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大学为了经济效益盲目扩招。毕业生人数从2002年的100万一步步跃升到如今的610万。但在这些年间中国的GDP不过从10万亿增加到30万亿，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

但大学扩召的恶果也不是今年才开始显现的，“毕业即失业”也不是今年才有的现象，官员们更担心的恐怕还是这个“敏感年”的稳定。于是，有无业可就需要到“人才中心”寄存档案的学生发现他们原来已经有了纸面上的工作单位，不明不白地为学校解决毕业生就业的统计问题充当了一次“分子”。如果就业状况真的“严峻”到威胁社会稳定的话，这种手法充其量不过是给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延长一小段导火索。

与此同时，日前多个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领到增加税收的任务，税收征管亦开始从严进行。资料显示，尽管从7月起税收实现了正增长，但今年前7个月，中央财政一直是副增长，财政压力颇大。在此情况下，多个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都领到了增税任务。国税总局稽查局将今年稽查任务从700亿元提高到1,000亿元，财政部和审计署也各自领了1,000亿的任务，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任务是700亿。而目前税务稽查部门1,000亿元的任务已经完成。

除中央部委外，地方政府亦加强了税收的征管。国税总局日前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按照文件中所列20项新规加强税收征管。《经济观察报》引述湖南省国税局有关负责人称，该省早在国税总局的“通知”传达前，便已拟定下发了在省内加强税务征管的文件，20多页的内容，比税总的文件更加细致；青海省国税局近期开展了税收征管状况调研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而河南省国税局甚至曾提出“决战二季度”的口号。

有政府专家指出，在中国经济复苏基础尚未夯实的特殊时期，不应过多地追求税收增长的“硬指标”。而政府加强征税的决心，无疑使企业压力大增。，一位财政金融专家说，“征管在由松到紧的过程，会对企业特别是一些缴税不规范的中小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一些大企业认为，税收自查工作增加了企业负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次要一次性补缴2005年至2007年3年少缴的税款，这么一大笔钱都要从今年一年的利润中出，企业很多的生产经营计划可能都要因此改变。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认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障中长期中国经济稳健发展，人们不该再太过看重完成财政收入年度指标，而应该更讲求实效，为以后经济的起飞做准备，当前不能牺牲企业利益保财政收入的增长。刘桓强调，当前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必要继续，仍需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

但在企业用工恢复、大学毕业生就业“严峻”、政府强征税收的熙熙攘攘中，人们最注意的还是环境污染、带毒染血的GDP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伤害。

日前，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引发群体性事件，被国内外广泛关注。但仅仅数天之后，又发现湖南省有上千名儿童可能沦为“血铅”的受害者。

湖南省武冈市发生一起因工厂污染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事件，这是本月第二起“铅中毒”事件。据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报道，截至8月18日，当地政府组织检测的1958名儿童中，有1354人血铅“疑似超标”。经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检测认定，高铅血症儿童有38名，轻度铅中毒儿童28名，中度铅中毒儿童17名。

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政府在网站发出通告称，“坐落在文坪镇横江村内的武冈市精炼锰加工厂违法生产、超标排铅”，市政府已依法予以关闭。媒体引述武冈市环保局副局长黄文彬说，这家工厂既没有环保评估，也有环评审批手续，“即使该厂进行环评也不会通过”。可是，报道质疑为何违法生产、超标排铅的工厂能大行其道？！

英文《中国日报》引述武冈横江村村民说，8月8日晚，约千名居民和约200名政府官员和警察曾发生对峙，村民指当局对村民要求工厂赔偿医药费的要求置之不理。不过，当地政府目前已支付费用让86名儿童在长沙市职业病防治中心接受复查，血铅超标的20名儿童正在接受免费治疗。

其实，在企业用工恢复、大学毕业生就业“严峻”、政府强征税收以及“血铅事件”等一系列事实中，有一个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逻辑。一边是企业用工恢复，一边却是“血铅事件”的蔓延，在不顾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中，用工恢复得越好对人民的生存与健康就越不利；一边是大学毕业生就业“严峻”，一边却是这些年中国饮食、娱乐、服务行业蓬勃发展而吸纳了不少的劳动力，包括手刃寻欢官员的服务员邓玉娇，但在中国第三产业创造的GDP和吸收劳动力背后，却是无法估量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一边是政府强征税收，一边却是政府机关的挥霍无度。今年初曾有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撰文指出，5年前的2004年，中国公车、公款吃喝和干部出国消费每年开支就已超过9000亿人民币，如今此数目应成倍的翻番了，因为官员的数目在增长但吃喝完乐风气更盛。

中国领导人在大声疾呼“可持续发展”，但这种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发展逻辑，却又让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如今，严峻的社会形势，在不停地考问这种发展逻辑和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