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文章说，在回归中国的12年里，在称为“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仍然是民权与自由的堡垒，使得香港原有的自由媒体、独立司法体系、运转顺畅的政府得以延续下去。而这种民权与自由在中国大陆仍然是缺乏的。但许多香港的民主倡导者和民权人士越来越担心，一向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是否还能在北京的专政制度下维持其独立，以及它所具有的中西方文明混合物的独有特征。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不久前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先生在中共党内刊物发表文章，指香港存在两支管治队伍，其一是特区政府，其二是中央政府驻港部门机构。这套“两支管治队伍”论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怀疑中央政府是否信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结果，中联办官员被迫澄清曹二宝的说法只是理论探讨，不是实质的计划方案。

然而，所谓澄清原来只是烟幕。最近，另一位跟人大常委会关系密切的学者、清华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程洁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表明曹二宝的说法没有错，因为中央政府的确有了新的对港政策；中央政府自2003年“7.1大游行”后开始改变过往“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开始改变过往偏重保存两制的政策；变得更强调一国，并积极介入及参与香港事务。2003年后人大常委会几次就政改问题释法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政策转变。程洁认为，当初基本法容许外国公民或在外国有居留权人士可以参政是个错误；又指只有当港人及香港政党不再针对中央政府，北京才可能退居幕后。

中央政府的改变既偏离了一国两制方针原意，也不利香港的长远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

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到制订基本法，整个过程主要是为了确保香港的独特社会制度得到保持，绝大部份条文都是为了保障河水不会侵犯井水。中英两国外交人员、基本法草委花了大量的时间及资源逐字逐句的草拟各项条文，为的就是令香港的独特制度有充份的宪法及法律依据，并可以维持至少50年不变。一旦中央政府及它的驻港官员强势介入香港事务，他们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很容易把内地的做法、内地的制度搬到香港来，令香港的制度褪色，令香港变得更像另一个中国城市，失去独特性。另一方面，香港的独特制度包括法制、对人权自由的尊重、对确当程序的坚持都是重要的制度资产，也可以成为内地城市发展的参考。当中央强势参与香港事务时，这些优良的制度及做法肯定受到损害，这对内地发展也是不利的。

对香港政治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开放及公平制度让不同政党、政治力量学习沟通合作，学习互谅互让。中央驻港官员若果积极介入本地政治，很容易强化亲疏有别的情况，迫使一些政党或政治力量变得更激进、更有对抗性。

〈纽约时报〉文章说，去年，北京推迟了香港直接选举的日程，把香港行政首长的选举推迟至2017年，立法会的推迟至2020年；而且，香港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访客因为政治立场与北京对立而被拒绝进入香港，像李柱铭这样的资深民主倡导者发出警告说，中国正通过任命或者指派香港商界和政界领袖，在一点一点地侵蚀香港的自治权。香港民主党创立人李柱铭先生爆料说，去年8月他曾成为北京政府的一个暗杀对象，不过，计划没有成功。在他写了一篇抨击中国政府未能兑现他们关于改善人权的诺言的社论后不久，暗杀者被逮捕了。李柱铭先生在他办公室接受访问时说：“如果你把青蛙扔入开水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青蛙放在温水中，慢慢地加温煮，它就一动不动了。我在香港就正在被慢慢地煮，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纽约时报〉指出，香港回归中国后已经开始慢慢地改变香港独特的民风，尽管这些变化很难统计，而且支持民主的民意仍然非常强大。数据也可以显示部分的现实：在香港的西方人士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大陆人在不断增加。人口构成的变化，对香港的大学有更大的影响，如今超出半数的毕业生都来自大陆，而2003年时仅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大陆。

去年英国BBC在的一篇报道说，在香港的一些研究所，大陆研究生的比列甚至达到50%，顺理成章，一些研究生学生会都是以大陆学生为骨干，渐离亲民主派传统。一名香港大学的教授说，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学生会已经被“解放”了。基于不同的背景、文化和教育训练等，大陆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以本地学生为主的香港大学本科学生会甚少邀请大陆学生加入组织内阁。

以社科学系来说，大陆研究生不会涉及一些敏感的研究课题。一位香港大学社科教授说，他们提交研究题目和大纲后，就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由于大陆学生越来越多，在民主议题方面，本地学生为主的学生会担心受到大陆学生提出“不够客观”和“不代表全团学生意见”等批评，加上政治立场不稳定，此消彼长之下，本科学生会积极参与民主活动衰落，渐渐离开了亲民主派的传统。在香港的中联办等也会在选举等关键时刻，邀请一些可能亲民主派的大专学生会干事到中国大陆交流，试图阻止他们动员支持民主派的参选人。

像香港记者协会这样的组织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说，愿意讨论有可能触怒北京的话题的媒体是越来越少了。曾任记者协会主席的自由记者麦燕庭说，超过一半的香港媒体的业主都被授予中国全国人大顾问的职位，而且许多人在大陆都有生意方面的利益。就像许多其他香港企业家一样，亿万富翁陈启宗的公司恒隆地产有限公司为了在大陆圈钱，居然说香港社会其实需要有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媒体。麦燕庭女士说，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记者开始自我审查，与此同时，编辑有时候也会雪藏那些可能对北京不利的报道。“如果你的老板是全国人大的代表时，”她说，“你就知道，最好不要太大声地批评中国。”

针对清华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程洁最近指出中央早在2003年开始，已放弃了对香港的放任和不干预的政策，转为参与和介入，近日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伟豪先生撰文说，这不禁令人想到最初由邓小平提出，本身强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的理念，已完全变得名不副实。

黄伟豪先生说，程洁的文章并不算长，但看了却给人一种十分沉重的心情。虽然在回归以来，不少香港人已怀疑中央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早已日益加深，但似乎总不及程洁的文章所带来的震撼。因为终于有一个拥有官方背景的人士，公开承认了这个重大的转变。

对于程洁的文章的一个较友善但亦较肤浅的解读，是她抗衡了中联办研究部长曹二宝的在港设立“第二支管治队伍”的言论。但细看文章，便会清楚发现，她对“第二支管治队伍”的反对，并非建基于捍卫“一国两制”的大前提，而是强调中央要介入香港事务，已有足够的手段和机制。言下之意是，根本不需要中联办直接出手，中央早已可在香港主持大局，指点天下。而文章真正令人值得担心的论点，在于“一国”独大、“两制”含糊，强调“一国”大于“两制”的凌驾性。

“一国两制”是由邓小平提出，原先强调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时对“港人治港”的理解，是香港人可以透过民主的制度选出自己的领袖，当年更有香港的大学生组织去信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得到他亲自回信确实这一点；而对“高度自治”的理解是，正如基本法所列明，除了国防和外交，香港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央不会干预。就是因为有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曾多番安慰香港人不需要担心回归，可以“马照跑，舞照跳”，九七前后的最大分别，只是在中环的政府总部换上了一支红色的五星旗。

可“一国两制”已面对了重大的冲击。中央已大幅修改“港人治港”中“港人”的定义，由香港人民主选举出来的领袖，变成了由“小圈子”推举出来的领袖，也符合“港人治港”的原则。如今，似乎连“高度自治”也守不住，以程洁的文章的说法，中央已可以随时因应对香港“政治环境”的解读，作出任何“善意”的干预。

“一国两制”的原有理念，不能被任意地扭曲的重要原因，有更深层的意义。一方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对香港人的重要承诺，中央有极大的道德责任把它真正落实；另一方面，它对国内和香港两方面的管治均有帮助。

从事中国研究的著名美国学者Kenneth Lieberthal曾经指出，国政治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有组织，但缺少制度。言下之意，是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人治的阶段，政治不稳定性极大。因此，“一国两制”的背后构思之一，便是如何使香港在回归祖国的同时，也能保持、甚至加强原有的制度优势，不容易被国内的政治变化所牵连，继续有效扮演中国改革开放的模范，而不仅是另一个国内的城市这般简单。

回顾历史，自“一国两制”的构思被提出以来，不单不能被真正落实，它的意义和理念，更多次因为领导人的喜好，或政治形势的改变，被随意地扭曲和蚕食，违背了中央在收回香港之初，对港人所作出的承诺。“一国两制”的原有构思，显示了邓小平的目光和智慧，而它如今的面目全非，则反映了执行者的短视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