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农村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想看的书也买不到，文化生活极其单调，生活极其乏味。唯一可以调剂一下枯燥生活的就是看电影，附近十里八乡的，只要听说哪里放电影，就一定约上一帮子伙伴前往以观看。

　　那时乡下放电影都是露天的，在晒场头上用两根长竹竿竖起来，把银幕拉在上面。放映机摆在晒场中央，银幕前面坐满了劳累了一天的社员，有当地的，也有从几公里外赶来的“影迷”。

　　那时公社放电影最多，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区电影队就会按由近及远的顺序，一个一个公社的放映。电影内容不外《地雷战》、《地道战》、《奇袭》、《渡江侦察查记》、《鸡毛信》，后来又增加了“样板戏”，大家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公社距我们生产队只有3华里左右，是最近的露天电影场。如果稍远，大人出于安全考虑，就会不同意我们这些小孩去看电影。如果有大一点的孩子带着，或者有大人带着，有时可以特许我们去看。

　　因为是露天电影，大家看完后要打着电筒，或者举着火把回家。于是，电影开场前，一般会放一些注意安全的幻灯。比如“过河过桥要小心，注意安全”，“小心火灾”等等。文革开始后，又增加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内容。

　　小孩们都喜欢看打仗的故事片，我们称为“正片”，正片开始前，照常会放一些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科学种田的内容，比如如何防治棉铃虫、防治稻飞虱等等，我们称之为“加演”。文革中，加演的内容又增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接见外宾等内容。

　　不知什么时候，附近来了“石油队”的人在勘探石油，他们有自己的放映机，跑到我们公社来放了几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公社放映的，那天还放了《杨门女将》等等，这样一晚上放两部故事片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何况这些电影，区电影队是不会放映的，我们算是开了一次禁，过了一次瘾。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春天离开家乡到重庆上学，校园里很多校舍被某工厂占据，我们后报到的大批学员全部居住在用竹席做墙，油毡当顶的竹棚里。上百人的大“寝室”，晚上大家躺在各自的床上，你一言，我一语，南腔北调，相当热闹。不过当时也有一个好处，工厂会不时放露天电影（又叫坝坝电影）,几乎每周都有一两场。我们这帮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村娃，还有很多从农村回到城市的知青，经历了十年浩劫，从文化沙漠回到大城市，就像饿了电影似的，不论什么电影都如饥似渴、聚精会神地看。

　　在那段日子里，经常为争场地或者其他原因，与工人师傅们吵架，甚至打架。特别是那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们，哪管你是不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惹到我就骂，就打。当然，工人师傅们一个个身强力壮，打起架来占尽便宜。但学生们仗着人多，一哄而上，才不怕呢。当时我们那一批春季入学的新学员共600人，同年夏季又招了一批，加上第二年招收的学员，一下子增加了2000多学员，原来只有一、二百名学生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与工厂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直到工厂的新厂房建成，搬出学校为止。

　　工厂搬走后，看露天电影的机会减少了，如果有钱就自己上电影院看。但学校会时不时组织同学们去电影院看电影，一般都是发给大家电影票，但不是每人都有，只能轮流看，这次你看了，下次你就不看，让别人看去。

　　前不久，看到小区里贴出通知，在社区放露天电影，一看是《叶问》，不仅纳闷，难道这也是爱国主义电影？

　　已经有几年没去过电影院了，有时偶尔上网看看电影，但大多是翻拍的，效果不太好。记忆中的露天电影，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