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1人的自由为“双规”买单

 法治的正当性何在？

陈杰人

三年前，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姚传锐在北京“双规”期间被其美女情人救走的事件，曾经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有人感叹这个情人的“巾帼侠义”，也有人感叹“双规”的超法律性。但随着这个美女的被判刑，事情也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今天《京华时报》的一则后续详细报道，不仅让人重拾记忆，更让人大吃一惊。

报道说，2005年11月1日，姚传锐被中外建公司纪委“依法实施双规”，关押在北京海淀区翠微路一家宾馆的三个房间，此后，姚买通了看守者李晓雷，与情人刘倩联系上，并通过刘联系到部分亲属，继而商定了将其“救走”的方案。2006年2月27日晚6点，姚的侄儿纠集戴宏等人来到宾馆，趁服务员送饭之机，将姚传锐抢走。案发后，看守李晓雷、刘倩、戴宏、姚传锐本人及参与此事的侄儿等21人，均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其他相关人员则一直被追捕，这一次，姚的另一个侄儿又被抓获。

我首先惊叹于此案涉及面之广——因为抢走一个被企业党委“双规”的人，竟然要对21个人判刑，并且还有好几个被追捕——打击面之宽、刑罚之重，让人不寒而栗，甚至隐约可见一种“法制恐怖主义”的魔影。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前述报道中所提及的“依法实施双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和法治的基本原则，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通过制定法律规定，退而求其次，通观全中国目前有效的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将党内的“双规”手段规定为合法。中共中央的多份政治报告及文件也屡次承诺，“党要守法，要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开展活动”，如此说来，“双规”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并且不附加任何期限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本身就是非法的，因此，“依法实施双规”，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口号。

据报道可知，对姚传锐实施双规的是一个企业党组织的纪委，虽然中外建是一个国有大公司，但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目前很多非国有企业甚至小的民营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党委和纪委，如此而言，任何一个设立了党组织的企业，都可随意、无限期地对企业内党员员工实施双规，且不容任何人质疑和挑战。在姚传锐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以21个人的人身自由代价为企业党组织的非法“双规”行为买单，这说明有关司法机构已经完全沦为“法制恐怖主义”的工具。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犯罪应当由刑法来规定，只有符合刑法中有关犯罪构成的行为，才能被定罪量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有两个基本要点必须明确：一是“聚众”行为，即只有那些在行为过程中作为号召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才可能被定罪，而并非所有参与者都要定罪；二是必须严重扰乱社会的正常工作或生活秩序。在此事件中，仅仅抢走一个被非法双规的人，21个参与者就都被判刑，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首先，这些人并非都是组织者或者号召者，比如那个被收买的看守李晓雷，他仅仅就是充当了传消息者的角色，并且传完消息之后就辞职离开了北京，怎么能说他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呢？第二，抢走一个被非法双规的人，地点是在一个小宾馆的房间，这完全没有对社会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构成任何扰乱，更谈何犯罪？

经历这么多年的法治基本理念普及和法律专业教育，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了前述道理，但堂堂北京的法官，居然会作出如此有违良心、有违常识、有违基本法治原则、有违基本法律规定的判决，相信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选择，这只能说明，为了维护“双规”这一非法的手段，有关组织和机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本案对21个人的判刑和对所有参与者的追捕，就是他们对社会的一次威胁。

法治的正当性，首先需要法律的正当性，其次需要司法的正当性。在本案中，有关司法机构已经抛却了基本的良知和正义。如果说，1983年“严打”的非正当性，还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其目的具有一定正当性，那么海淀法院这次的判决，则失去了任何正当性，它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赤裸裸的社会威胁手段，而目的则是防止任何人对“双规”这一本为非法行为的任何挑战。

我为海淀法院感到羞耻！我更为中国的宪政感到悲哀！

（原报道见http://news.sohu.com/20090822/n2661453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