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忆苦思甜
改革后,实行了市场经,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想买啥有啥,想吃啥有啥,真是天翻地覆,经济飞跃发展。回忆改革前,物质匮乏缺吃少穿。我写此文也算忆苦思甜吧,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代老人,在76年以前毛时代,是怎样生活的;也奉劝你们身在福中要知福,注意节俭与知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由于公社制度制约了农业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慢。那时除缺吃缺穿,日用品也奇缺,买什么东西及日用品几乎都要票证。其中粮票、布票是各种票证中的“大小王”。
每天农民的口粮一般在4-8两,城镇非农业户口按职业年龄供应口粮。非农业人员的口粮必要时,还可以把口粮换成粮票。农民根本没有粮票,除非家中有病人住院,需要吃饭或有特殊情况,经批准外出,然后大队开证明信,社员拿自己的粮食可以兑换点粮票。那时不允许私人开设饮食业,一个公社一般只有一个国营饭店,县城以上的城市国营饭店也只能有几处。这些国营饭店因都是官商,在上班八小时之外,你手里拿着钱、粮票,照样挨饿;到商店里买点吃的,同样也要用粮票买,尤其是夜间想买点吃的是很难很难的。
顺便提一下不合理的“农业、非农业户口“问题。那时把人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可以享受很多特殊待遇,除粮食供应条件好外,子女上学、参军、就业、医疗报销等等都远远优越于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的人进城,非农业户口的人下乡,一眼就可以辩出来。农业户口想转成非农业户口是很难办成的,农业户口的子女只有升学到大中专、入伍提干等才有可能转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如能转为非农业户口,就像一步登天,高人一等。那时经常提出口号:消灭城乡差别,差别不但没消,反而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反差的口号过去喊叫太多了,叫人失信。现在没喊口号,城乡差别却基本没有多少了。在很多地方仅从衣着看人,很难分清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很多农村人的穿着、吃住、比城里人还要好,有的城里人开始向农村转移。粮食价格、升学条件一样、农民入城打工随时可当工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这是改革开放的功绩,也是中国文明进步的表现。
那时粮票比钱都珍贵,60年粮票最贵时,要5-6元钱才能买一斤粮票,粮票又分为全国通行的,和省级地方粮票,全国通用粮票要比地方粮票更珍贵。
60年秋后,我因探亲曾去邢台、在途经泰安、德州停留时,亲眼看到那里确实有大洪涝灾害,好多村庄都被大水淹没了。本来就贫困潦倒的社员,天灾人祸,合在一起,那里的社员生活就更惨了。集市交易买卖东西,有不少人要粮票不要钱。半斤粮票可以换一包火柴,一斤粮票可以换二尺土布,二斤可以换一把较好的椅子或一双鞋,五斤粮票可以换一个大衣橱,十七八斤粮票可以换一辆旧自行车等等。上述交易都是私下的,一但被公安发现粮票东西会立即没收,同时会把当事人带到派出所,训斥、盘问,说你是票贩子,投机倒把而被治罪。
集市上讨饭的叫花子,到处都是,他们蓬头垢面,衣不掩体.。见有人吃东西不是讨饭,而是冲上去抢饭。那时你身上带着吃的或手上拿着吃的,如不注意,很快会有一伙讨饭的人给你抢走,把人饿成这样子,估计那里饿死的人会更多。
在泰安车站我亲眼见到东北角有暴露的尸体五六具,这是我一生当中见到人间最惨的一幕,几乎到了人吃人的程度。
吃的粮食粮票缺、穿的布票也缺。那时因布匹供应紧张,城市农村都要凭布票购买布匹。每年每人发放的布票数量不等,有时每人每年三尺、三尺六寸、五尺、六尺,多时也有一丈左右。有一年发的布票最少,每个人仅发一尺六寸布票,一个人做件裤头都不够。那时有个口号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条件好的社员把自己应分的布票,买成布匹做件新衣服穿。没有钱的社员,大都把自己的布票卖掉换几个钱。布票有期限,过期还要作废。
过年过节很多人穿不上一件新衣服,有的年轻妇女走亲戚串朋友,因无件像样的衣服,衣服大都补丁套补丁,只好去别人家借件衣服穿。那时用“衣不掩体,食不果腹”去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除了吃穿两大票之外,买什么日用东西都得要票证。如:盐票、火柴票、烟票、糖票、油票、肥皂票、煤票、棉花票、自行车票等等。城市里面的票证就更多了,除上述票证之外,还有菜票、豆腐票、肉票等等。那时发的各种票证并不是人人都有,一般的社员家庭很多是见不到的。那时妇女生孩子,及病人想要吃点红白糖,都是很奢侈的愿望。有时买一块糖,要分给两三个孩子吃。
没有火柴,社员无法点火做饭,不少社员用原始的“火石”打火做饭。有的人家做饭点不着火,拿把柴去别人家引把火做饭。好像人又回到了原始的时代。
改革前,供销系统是独家经营,一个公社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供销社,货物品种也很有限。一个大队设一个小代销点,不允许任何人私开商店。同时对集市的管理也很严,很多东西不允许上市买卖。完不成爱国粮任务之前,粮食不准上市。棉花、油类、布匹常年不准上市。工商税务那时查得很严,一旦发现不允许交易的东西,就要扣留没收,还要给你扣上破坏市场,投机倒把的帽子。那时集市也很少,方圆二三十里内有一个集。预备赶集的社员,要提前给队长请假,队长允许方可赶集,五类分子不允许外出赶集。
那时除对市场管理严外,主要路口设卡都有检查站,有工商、税务、公安长年盯梢。见有可疑的过路人,挑担的、骑自行车带筐带秤的、有用自行车驼布袋粮食的,都有随时随地被查被扣的现象。
大约在六九年,我在队里分四十多斤豆子,如驼到宁阳,可换回一百二十多斤玉米。我驼去豆子换回玉米回来时,在路上被粮站税务人员查住,说我是粮食贩子,投机倒把,不由分说,随即把换来的玉米扣下。有一个人对我横鼻子愣眼的说:“限你三天之内去公社开证明信,如过期不到,全部没收你的粮食”。当时把我吓坏了,这一百多斤粮食,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是全家的性命。我立即回去,到大队公社开了证明信,第二天把信交给他们后,方把粮食还给我。
这也查,那也查。当时激怒了一部分社员站出来反抗。我们那里有一名税务人员××,因扣查社员太严太狠,社员都恨透了他。有一天傍晚,他又外出检查行人时,不知哪里的几个社员,在他盘查时,忽然有两个愤怒的社员,猛的窜上去,勒住他的脖子,在他来不及喊时,另一个社员把嘴捂住。几个社员把他托到离村较远的地方,把他的手脚绑住,嘴里塞进了棉花,而后把他装在麻袋里,捆严了口,扔到路边一个小坑里。社员临走时还往他身上踢了几脚,疼得他呜呜直叫。
第二天一早有行人路过时,有人发现路边小坑里有一个麻袋,直打哆嗦。走近一看,不是猪羊,是一个人在呜呜噜噜的喊救命。谁也不敢动麻袋,这时有人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把你装在袋子里”?只听见袋子里的人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是---是 ---- 是×××”。过路人一听是税务××,不但没有解开袋口,反而又踢了他几脚说:“你在里面再趴会儿吧”。后来有路过的人把他放出来,这个人好久没脸出门,并且病了一场。听说以后调到别处,这一次教训使他老实多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也反应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矛盾。
那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管得像一潭死水一样,人民向生活在地狱里。那时的坏人怎么那么多,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有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人。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请现在年轻人相信,我写的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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