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中国新左派、清华大学中文系旷新年副教授在“乌有之乡大讲堂”发表演讲《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主要论断是，“正如20世纪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一样，21世纪民族主义同样救不了中国。”旷新年说，“最近几年，中国的政治表面上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实质上却在急剧地右倾。同时，左翼思想进一步衰退。我发现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一些人自称左派却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价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义便车。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阶级和文化都自认为代表了普遍价值，《国际歌》就是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结束。当今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思想向民族主义退化，是中国思想萎缩和危机的一个重要症候。”

旷新年在演讲中援引了张承志在《三笠公园》中话，“已经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势。海水被舰首劈成两片白浪，他们队形严整，奏着进行曲驶过来了。而这一边却还没准备好，连民主都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和民主，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们“崛起”了，也会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在张承志看来，正确的取道应当是，我们必须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史无前例强大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在剧痛中，去追求彻底的人道主义。”旷新年最后说，“我注意到何新最近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有罪的知识分子。他终于反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要强调，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在宪政的柜架下，扩展自由、民主和人权，创造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

但老左派的代言人、《09建言》的作者甄卫国则按照列宁、斯大林的一贯做法，把新左派视为最具迷惑性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说一些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已全面完成，必须响应西化派‘联合左派，打倒政府’的号召，共同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认为共产党已彻底变质，不仅不应再维护它的执政地位，反而应通过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以便把它赶下台。可见，这实质上是一种和认为搞社会主义革命便要依靠工人在城市武装暴动，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相类似的错误倾向。如果我们按这种主张办，就会失去一次用党内社改派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它是以比谁都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迷惑性特别大，只有下特别大的功夫纠正，才能防止其误导群众。”而一位署名“清源”的左派，发表题为《左派不要干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的文章，反对甄卫国联合当权派的主张。他指出即使出现了中国的叶利钦（一般资产阶级）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官僚资产阶级)之间战略决战，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应该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一边；“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的革命性质虽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是由于历史是螺旋的上升和回复，现中国社会在表面和形式上出现了一个类似封建社会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一个比一般资产阶级还要落后和反动的阶级，它的官僚专制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是劳动人民当前最主要的威胁。为了更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这个封建的、官僚专制的、法西斯的统治下，就必须要首先争取有利于劳动人民反抗的权利和形式。要争取这个反抗的权利和形式，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又无从谈起，这只能借助资产阶级的民主来更好的进行自己阶级的斗争。因此，在当前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阵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使出现了中国的叶利钦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战略决战，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应该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官僚资产阶级)一边，因为在这个封建的、官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下，更不利于劳动人民反抗斗争。”

“清源”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左派中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要帮助那个咬自己的大狗去咬那个小狗，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愚蠢透顶的行为。”他要求左派警惕的就是类似老左派代言人甄卫国的言行。

在新、老左派分道扬镳、互相对掐之际，却是中国新右派的正在兴起。署名艾理的文章从今年中共建党节期间，商人占大多数的200多人聚在一起聆听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讲座并展开讨论入手，分析了中国新右派的正在兴起的势头。该讲座讨论是由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商人聚会却不谈生意，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

秦晓从分析“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开始，认为“现代性是指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价值观”，包括个人权利、自由和理性，及相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性主要指它的价值层面，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包括价值层面和为了保障这些价值的制度层面。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相关，但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

秦晓说，近百年来的中国和未来中国，在前后跨越的三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命题，即现代性转型。”秦晓强调，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范性。这些充满学术气息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已经拥有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中国，要进入价值和制度变革的准备时期了，变革的方向就是个人权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体等等。

最近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讨论会减少了，商界的学术讨论会增加了，中国商人的公共组织如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等都组织各式与商业无关的学术讨论会。上这些组织的网站，研究分析这些组织关于国家命运及中国未来的讨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新右派正积极寻求思想共识，中国新右派正在有力兴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中国改革以来30多年，与传统的左派、“反革命”派相区别的，在政治思想上大体有三种新派别，一是官方实际奉行的新权威主义，以开明集权来推进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政治上保守，经济上开明。二是自由派，又被称为右派，追求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转型，力量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法学、媒体领域，已演化为中国学术和舆论事实上的主流。三是新左派，新左派与迷恋马列毛的老左派有内在渊源，但话语表达另有新意，追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强权政府、国有经济。在思想理论上，政府摇摆在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政府的重要文件，常常是自由派、新左派话语的杂揉。如今，从自由派（右派）中，又衍生出“新右派”。

国内学界常常把新老左派都称为政权派，因为它们在骨子都站在政权角度讲话；而政府内部则习惯把自由派视为反对派。自由派之所以被视为反对派，也并非空穴来风，六四学潮、08宪章签名都与自由派关系密切；一旦发生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一般来说自由派（右派）会站在民众一边，而新老左派都会回到政府身边。

有新权威主义、自由派与新左派这些参照系，人们可以为新右派做一个定位。

首先，新右派重视个人权利、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国家，在这一点上，新右派国家目标与新老左派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新右派极端重视秩序维护，认为制度变革应当是渐进的平稳的，不允许社会动乱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正如秦晓所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是不行的”。

其次，在对外关系上，新右派会十分重视国家利益的维护。新右派与新老左派虽然价值和制度目标不同，在维持秩序稳定及对外争取国家利益这点上也有共通之处。

将新右派与自由派（右派）相比，会发现新右派与自由派（右派）在国家改革目标上是共通的，它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中国。但是，两者又有很大差别，总体来说，自由派（右派）会将共产党视为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中国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而新右派则致力上下互动，推着共产党一起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之路。自由派（右派）在价值上认同西方从而亲西方，新右派虽然在价值上认同西方，但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利益竞争而非抽象的价值认同上面。自由派（右派）的基础主要是学者、记者、编辑等知识分子，而新右派的基础主要是有想法的工商业者。

可以说，自由派（右派）与新右派是同一目标下的不同策略群体。

对自由派（右派）来说，新右派是自由派（右派）的一部分，它们的根本价值与制度取向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激进与渐进、革命与改革、斗争与合作的差别，在未来几年之内，自由派（右派）与新右派不会成为敌人。

对政府来说，新右派对现政权没有任何厌恶与敌意，他们更像政权体系内出来的开明派，对政权还有亲缘情感关系，由于他们进入了市场和世界，他们不愿意这个政权龟缩在龟壳里满足现状，他们不愿意共产党被社会发展所抛弃而引来动荡和破坏。

但对新、老左派来说，自由派（右派）是共产党外来的敌人，新右派不会容忍社会动乱，更不会允许社会对共产党人采取报复手段。如果让新、老左派来选择，他们情愿选择新右派而不会选择自由派（右派）。

目前，改革之初的“新权威主义”随着“六四学潮”的镇压失去了道德感召力，马列毛老左派已因毛的实践而失去了对现实的真实影响力，新左派则由于内部分歧过大尚未形成共识处在混乱之中，自由派（右派）则因08宪章而引起政府紧张而处于被控制和压缩状态。唯有新右派最有可能与政府、自由派、新左派达成妥协与共识；而且，与自由派（右派）与新左派都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不同的是，新右派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人士组成，他们受过工商洗礼，掌握着大量财富。

新右派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成长为中国政治思想新主流，领导中国政治的未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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