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粮食凭票供应，人们看不起“瘦猴子”，喜欢恭维长胖的人“发福了”。当时流传一首顺口溜：“头顶光，肚皮圆，不是首长就是炊事员。”不管怎么说，胖还是比瘦好。

如今世道大变。大家看不懂的事越来越多，漂亮脸蛋抵不上扬柳细腰，胖人不吃香了，减肥成为城里人的新时尚。

“楚王好细腰，民间多饿死。”减肥如此时髦，众人趋之若鹜。现代女人宁可饿得昏头昏脑，也要身姿苗条，就算吃减肥药中毒也无所畏惧。市面上美容店、减肥中心比比皆是,减肥药更是五花八门.

减肥要找准肥胖的根子。有人说：肥胖源于四个字，即“汤”、“糖”、“躺”、“烫”，只要管住嘴、动动腿就行。“汤”、“糖”、“烫”都与嘴巴有关，众人钟爱的“汤”为群恶之首。三年大灾时，县京剧团有个演武生的名角，面容消瘦，思“汤”心切，情不自禁地用《洪湖赤卫队》调子唱起来，“娘啊，儿死后，你要将儿埋在中心食堂，让儿的坟墓向厨房，让儿吃那大块的肉，让儿喝那肥肠汤。”文革中，他被人整的要命。

乡里人看不惯城里人整天为胖发愁，“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依我看，减肥的灵丹妙药就一位，名叫“饿”。这种心甘情愿的“饿”，充满对“美”的渴求，感觉不到丝毫的痛苦。容易收到“短、平、快”的效果。

提到饿，我总会想起刻骨铭心的“三年大灾”。四十多年前的那场饥荒，至今让人不寒而栗。头一年成立人民公社，路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天天有人“放卫星”，送喜报。村村拆小灶，办食堂，到处吃饭不要钱。有天中午放学，我同几个学生分了一大盆粉蒸肉，才吃三分之一就吞不下去，剩下的全倒进渣粪坑。

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来邻县视察工作，县长紧张得发抖。总理问；“你管多少人？”他把60万说成60亿。“那比我还管得多”，总理笑着说。“社员生活怎么样？”“天天杀猪，餐餐吃肉。”“那不把猪都杀光了？！”总理生气了。

没想到好景不长，第二年就开始饿肚子。村食堂每天只能供应一顿粥，清水透亮的浠粥可照见人影，一吹九道浪，一喝九条沟。全村人在粥缸前排起长队，掌瓢的老头象念经一样数着；“你爷爷一瓢，你奶奶一瓢……”最后食堂断粮关门，人们连浠粥也喝不成，只能挖野菜，做糠粑，剥树皮，惨淡度命，后来还饿死一些人。

那几年，村里竟没有妇女怀孕生孩子，不少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得了“黄胖病”、妇科病，用手指头在失去弹性的肌肉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凹窝，过好半天凹窝才能慢慢消失。手中无粮的政府，只能给妇女补助斤把黄豆来消肿。想想那些浮肿的村妇，再看看减肥中心的女士，一种巨大反差会震撼你的心灵。

“黄胖病”是“贫穷病”，是饿出来的病，要用治穷致富的“药”来医治。在温饱尚未解决的“老少边穷”地区，少不了还有人挨饿。每个有良知的人，包括那些正在减肥的女士们、先生们，都不要忘记他（她）们也是大家庭的一员。

身材肥胖是“富贵病”，绝大多数算不上真病，大可不必过于忧虑，顺其自然亦可，治治也无妨。

现在是不当减肥的人瞎忙乎，真正需要减肥的事反倒被人遗漏了。比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年年喊减，结果是越减越多，越减越肥。古代，一个县令带着师爷和一群衙役，治理安抚一方，也出过流芳百世的清官好官。如今有的县市动不动升格，冒出来成百上千县级干部，仍不能保一方百姓平安。

还有人们常说的“肥缺”，收入丰厚的职位，使有的人很快肥起来，富得流油。又如某些人享有高工资、高福利，还要不断变招儿滥发钱物，公款消费，刮油水，捞外快。这类人肥了自己，瘦了别人，人与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和谐稳定岂不成了空中楼阁？长此下去，如何得了！

不知那天能下重药，治治这种“肥胖症”，缩小“胖”、“瘦”之间的差距，这才是老百姓千呼万唤的“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