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寳刀未老

    一九七零年代因揭露著名的水門事件，並迫使理查德·尼克松總統下台的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於上週十九日刊登了當年尼克松的左右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題為〈重新定位與中國的均衡關係〉（Rebalancing Relations With China）的新評論文章，引起各方廣泛關注。

 該文指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將改變世界對美國經濟的依存度，而處於崛起期的中國正在從外向型出口經濟往擴大內需的內向型經濟轉變，這不僅將影響世界經濟格局，也將動搖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因此中美急需要新的均衡關係。

 基辛格在文中分析了現階段中美關係處於「矛盾」時期的特徵，認爲雙方均希望擺脫對方的牽制，卻又不得不與對方合作。而中美兩國在日後的合作過程中，應避免重蹈當年英國與德國從友邦轉變為敵國的覆轍。他不僅呼籲美國不應對實行源自冷戰思維的「遏制中國」政策，同時也提醒中國不應陷入組建亞洲集團的誘惑，實施任何以削弱美國影響力為目的的政策。

 基辛格在此時抛出「中美新均衡」的意圖，筆者以爲該論述反映了這位老謀深算的外交老手在金融海嘯爆發後的新思維。 

 首先，該文突顯了基辛格對金融風暴後美國實力的憂心。全球金融海嘯源自於美國金融體系的深層問題，動搖了世界各國對美國經濟體系的信心，這將無可避免地使各國的經濟將趨向盡可能減少對美國經濟包括對美元的依賴。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挑戰美國經濟的最強勁對手。雖然，近年來兩國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日益增加，但是基辛格意識到目前的中美合作格局不會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戰略的最終選項，中國已開始減低來自美國的影響。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後成功帶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外向型出口經濟日漸朝注重內需的內向型經濟轉型，中國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無需過度依賴美國也能繼續維持強有力的經濟增長。然而，基辛格痛感美國社會並無此危機意識，因此借此文向仍自以為是的美國人敲起警鍾。

2008年9月溫家寳在紐約會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同時，基辛格憂慮崛起後卻仍維持威權體制的中國可能對世界格局帶來負面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中國成為冷戰後美國「獨霸」格局最有實力的挑戰者。目前「2G」即以中美「二強」形成二十一世紀新世界秩序主軸的呼聲日益高漲，然而基辛格認爲此方向不是美國應該走的道路，上策是避免中國成爲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級大國，以確保美國對世界影響力的延續。因此，在深知美國的實力已逐漸衰弱的後金融海嘯時期，美國必須清楚表明反對「二強」的說法，同時支持「多強」的多邊主義觀點，以牽制看不到盡頭的中國國力的膨脹。

 另一方面，基辛格在八十六歲的高齡高調發表論文，展現了他過人的才智並未退化，也突顯了他希望延續影響力的意圖。近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基辛格已淡出政治舞台。他之前最受矚目的論文是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與美國前國務卿喬治•普拉特•舒爾茨(George Pratt Shultz)、前國防部長威廉•佩里(William James Perry)以及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薩姆•納恩(Samuel Augustus Nunn)聯名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發表的一篇題為〈一個無核武世界〉的文章。該論文呼籲世界各國竭力減小對核武的依賴，阻止核武落在潛在危險人物（毛頭指向伊朗與北韓領導人）手中，徹底消除核武對整個世界的威脅。該文章的論點被認為實際上反映了基辛格在美國步入後伊拉克戰爭時期的觀點。

 基辛格被公認為二十世紀美國最傑出與最具影響力的外交家，他在任内的兩大亞洲外交成果，即促成中美建交，以及促成巴黎和約（因此於一九七三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改變了冷戰時期美國的世界戰略，影響至今。

1971年基辛格到訪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會晤

 冷戰結束已經二十年，經歷了美國「獨霸」世界以及伊拉克戰爭的挫折，基辛格在此時不甘寂寞、退而不休地發表矚目的新觀點，顯示出老外交家銳眼依舊。

 這篇新論文的出爐，無疑將成為基辛格在晚年另一篇洞察國際政治與世界秩序最重要的論述，勢必影響未來華盛頓的世界戰略思維以及後金融海嘯時期國際政治研究的視角，著實不可輕視。

                                                         林泉忠 筆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