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象征喜庆、热烈，是中国人的标志性颜色。逢年过节，生日寿辰，尤其是男婚女嫁，人们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脸上抹的、手上拿的、墙上贴的，都少不了红色。说句时髦的话，这也算是主旋律吧。

色彩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一旦被人赋予社会含义，就越弄越玄乎。娱乐圈不乏走红的大明星,官场上也充斥混得不错的“大红人”。听说台湾的政界人物害怕被人抹红，怕戴“红帽子”，纷纭给自己贴上蓝色、橘色、绿色标签。有些移居美国的中国人，用白色作自己的护身符，那是“山姆大叔”的标志色，披在身上可以吓唬不少人。在大陆情况相反，人们害怕抹白，喜欢抹红，“红帽子”特别走俏，一般人还很难抢到手。

文化大革命时，红色主旋律发挥到登峰造极、淋漓尽致 ，有如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神州大地，这就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红海洋”。

没见到“红海洋”确实是个遗憾，见过“红海洋”的人却经历了一场劫难。在那激情如火的岁月，到处悬挂、矗立着领袖的画像、塑像，红色标语铺天盖地，“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人们身不离红像章、红袖章，手不离小红本，成天进行背诵语录的竞赛,似乎这也能当饭吃。

每天晨曦，高音喇叭响起《东方红》乐曲，人们要列队向领袖“早请示”；太阳下山后，又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向领袖“晚汇报”。遇到有“最新指示”发表，要扛起横幅，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不分白天黑夜，风雨无阻。

有段时间，男女老少还得一边唱着红歌，一边挥挥手、跺跺脚、扭扭屁股，跳起千姿百态的“忠字舞”，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祝旁边举着“小红本”的人永远健康。

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当时人们却是那样认真，那样虔诚，好像没有一点“做秀”的虚情假意。就算两派斗得天昏地暗，那怕有人被整得死去活来，大家仍然是乐此不疲，没说半个不字。

“文革”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靠边站，地委派来工作组。他们按家庭出身不同，把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子女，模仿“土改”那一套，访“红”问苦，扎根串连，建立正统红卫兵组织，俗称“三字兵”。记得我家是中农成份，第二批才发展为红卫兵。只有当了红卫兵，才能进地委礼堂听报告，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

几个月后工作组突然撤走，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学校如同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完全炸开了。“三字兵”土崩瓦解，各种“红卫兵”、“战斗队”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学生们冲出校门闹“革命”，首选地就是北京城。

我们坐着免费的火车，来到朝思梦想的北京。汽车经过天安门时，我伸出头一望，才发现天安门城楼比想象的矮小得多。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戴红袖章的学生。从8月开始，毛泽东已接见了7次红卫兵，到12月份还有上百万学生等待接见。

我们住在朝阳区定福庄中学，有红卫兵接待站安排食宿，没钱打张借条了事。在街上逛累了，就喝二分钱一碗的大白菜汤。北京天气特别冷，接待站的被子脏，身上长了虱子，庠的难受，就模仿北方人，一边烤火，一边捉虱子。

终于等到接见的通知，这是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深夜二三点钟，我们被工作人员喊起来，每人发一块熟肉、两个煮鸡蛋和面包，就列队出发了。为了把上百万人的行进路线理顺，队伍在城中不停地移动，几个小时下来转得昏头昏脑。

距离天安门不远地方，我们登上军用卡车。为了防止启动、刹车时摇晃，人员相互冲撞，车箱上绑着十字木架，把全车人一分为四。中午12时左右，滚滚而来的车流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驶向天安门。天安门已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里也守候着几十万人，欢呼声震耳欲聋。汽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大家举着小红本拼命高喊：“万岁！万万岁！”透过饱含泪花的双眼，遥望城楼上中央领导人的模糊身影，好像瓢瓢然置身于云雾之中。

下午三、四点钟，车队洪流一过，站在广场的几十万学生涌向天安门，发狂地嘶喊跳跃，秩序乱作一团。散场后，广场上到处是学生踩掉的鞋子，开来不少军用车辆才运走。

回到接待站，人已是精疲力竭。说实话，上百万人静静等候一个月，又苦苦折腾一整天，谁也没看清中央领导人模样，只是领略了那再也看不到的红海洋风采。

云雾消散，落叶归根。第二天，大家留下了食宿费的借条，带着受过“红太阳”接见的那份荣耀，还有那满身乱爬的虱子，离别红海洋的发源地，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