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之

项南的沉浮人生（下）

项南：我得感谢福建人民，但是我希望，福建人尽快地把我忘掉，因为我没有给福建干多少事。

串场1：

1981年1月14日早晨七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经过了wenge前的跌宕起伏，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项南的沉浮人生（下）

讲述人：汪志馨（项南夫人）

        项小米（项南之女）

        杨志拴（项南秘书）

时间：2006年4月

地点：北京

第一部分：主政福建

解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项南：1980年的冬天，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万里。还有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陈野萍。他们把我找到中南海。是万里同志先说话，他说福建南下干部很多，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呢，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我一听啊，大概是在打我的主意了。

音乐+画面转 中南海

项南：那么宋任穷同志就说，项南同志啊，中央想叫你到福建去工作，怎么样，我说我到哪里工作都没有意见，因为当时我是在农业机械部工作。问题是万里同志讲的那几条啊，跟我都沾不上边，因为我是福建人这一点倒是不错。算是福建籍的同志。但是我不会讲福建话。也没有在福建工作过。因此也不了解福建的情况。他们几个人一听都傻了。大家都没有话说了。听了一会儿，后来还是胡耀邦脑子特别灵，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好，更好，更超脱，就这样决定我到福建来了。

解说：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

项小米：我相信他去福建，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对于他这个人生路上，我相信他是怀着一副，就壮怀激烈的那种感觉去的，他终于可以就是自己，那你相对来说，到了福建，他等于是，就相当于你一个部门的领导一样，就是这是一个省的领导，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了。我想从做事情的这个角度，他肯定是很，很兴奋的，很高兴的。

解说：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项小米：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就是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这个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就怕蒋介石，就怕国民党的炮过来给它打烂。完了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最高的楼是福州有一个7层的，叫华侨大厦，那时候当地人叫华侨大厦，我去一看，7层，灰溜溜的，在那，那是它最高的一个建筑。

解说：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项小米回忆说，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项小米：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那，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就跟农民聊起来了。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完了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解说：1981年底，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

项小米：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这个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都是，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那个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

解说：在项小米看来，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项小米：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就《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叫，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就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就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是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

解说：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都给他，就是，就是很委婉地跟他提过。因为他的秘书跟我们讲，说这个，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得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音乐+画面转　项南在福建

当时觉得他那个小车啊，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也是，后来秘书也跟我们小孩，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就那样。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

第二部分：特区建设

串场3：

项南初到福建上任，福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还有人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说，项南项南，项项都难，也有人说，项南项南，向着困难。在福建搞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在那个年代，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信中，项南这样说：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解说：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

项小米的记得，她的父亲项南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

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什么叫特区，我爸爸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说别的省，都国家有政策，或者给你钱，这个省，那个省，可能这市，那个市，每年拨给你一部分钱，你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做生意，完了以后就搞城市的建设，特区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解说：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

比如，八十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项小米说，在当时的中国，父亲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

项小米：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有的人，包括专家来论证说，这个修高速公路要花多少钱，要占多少农田啊，这个觉得，觉得就是，我父亲这个设想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省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是现在过了，他退下来以后也20年了吧，现在回过头又去修高速公路，那后来好多省都开始搞了，事实证明，高速公路的确是应该修，可是比他提出来已经晚了很多很多年。

解说：除了交通，项南把福建的通讯与国际接轨也提上了日程。

我爸爸他就是第一次去引进了国外的程控电话，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说，这个是方向，它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

解说：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的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项南决定开展公关宣传。

项南：我记得在特区开始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东西，后来好多报纸转载了。叫窗口的作用。人家到特区来，不只是看你的经济是不是繁荣，还要看看你的文化是不是发达。人民是不是有礼貌。城市是不是卫生。

解说：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

项小米：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贷款做事情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就提出来从科威特贷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科威特有一个王子，有一个亲王，跑到中国来了，特别想跟中国做点什么生意，我父亲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因为福建没有钱。但是你从国外贷款，这可不可以，这个（在当时）就是，是一个未知数。

解说：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在厦门修建机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主要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项小米：就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这个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我爸爸当时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要找国务院，又要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就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是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的科威特的贷款，就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

解说：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次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项小米：就是福建除了一条鹰厦铁路，有了一个机场可以跟，跟那个境外可以直接，而且还是国际机场，就是国际上的飞机都可以直接落到厦门。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有了这个程控电话，后来福建的招商，一下子就，很快就福建的这个招商就都来了。

解说：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项南和他的同事们，为吸引外资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企业样本。但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共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串词4：80年代初，一场围绕福日电视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日电视机厂，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但是，中国最初阶段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几乎难免被划上是否是卖国主义的问号。福建与日本合资的这个项目更不例外。有人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向日本投降，是打击民族工业。铺天盖地的帽子，就这样落在福日这个不大不小的合资企业头上。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

第三部分：晋江疑云

串词5：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解说：1984年１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做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

项小米：最早的时候是特区只开放了这个厦门的那个湖里，有个叫湖里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做了一个那个快艇，围着这个整个鼓浪屿，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

解说：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就说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扩大到厦门全岛，这个特区开放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了以后，回去以后，很快地，这个，这个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他们还提到了，我父亲（项南）当时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就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在，就是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这个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解说：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项小米说，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项小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福建有大量的这个，因为福建的，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那我父亲就认为，坚决就要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呢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

解说：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项小米：实际上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它还是要控制它，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可能您都有印象，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

解说：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项南：他这个产品叫玫瑰茄，就是那个白木耳，玫瑰茄不是这种紫红色的么。他也没死过一个人，但是问题是他有一些毛病。为了能够钻那个公费医疗的空子啊，他改了一个字，什么剂，药剂的那个剂，就这么带有了药的意思，但是他们跟我讲呢，药跟饮料很难分。比如虎骨酒，它是一种饮料，一种酒，这个界限也很难分。所以这个事情在开放改革的大潮里头啊，出现一些问题，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解说：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

项小米：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晋江，叫“乡镇企业一支花”，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去要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记者：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项小米：保住了，而且晋江地区的乡镇企业后来发展得非常快。

项南：那个晋江假药案的问题，我建议你们不要提。因为那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他早晚都会曝光的，你们知道，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都处于探索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不可能不发生挫折。不可能不发生冤假错案。这太多了。作为一个革命家，这是小事一桩。

解说：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１９８６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工作。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他有一次回福建，是我陪他去的，当时到了晋江的时候，晋江的老百姓，说听说老书记回来了，有在那个树上，阳台上，电线杆子上，到处挂的鞭炮，我爸爸还没过去，就开始放鞭炮，就那地下的鞭炮放了有半尺厚，这一点都不夸张，我听他那警卫员跟我讲，说放了半尺厚，老百姓就听说我父亲回来，就这样子。因为他们就觉得，我爸爸替他们担了风险，替他们担了责任，而且受了委屈，结果后来，我爸爸当时一看这个样子，他就没再往前走，他说那个老百姓这样子对我，他说实际上他们是，他们是对那个，就是我做了一点工作，他们是对党有感情，他说但是我个人要再往前走的话，他觉得就，他觉得好像很有愧一样，他就没再往前走。

第四部分：最后岁月

串场：1986年， 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解说：五年前悄悄的来，五年后悄悄的走。项南从福建打包的行李里，最重要的只有书。

项小米：他就，大概让他那个，也是底下那些秘书，说你们去给我弄一些装书的盒子。这些底下办事的人就跑到福日电视机厂，弄了大概20多个福日电视机的那个盒子，就给他装书，装完书就运到那个火车站，就要运回北京，就被当时铁路上一个扳道的一个工人看见了，那个人可能也是有点对现在的干部意见特别大，声音特别大，就在那骂，都说项南是那个两袖清风，什么两袖清风，就在那骂，说这些都是什么东西，他以为我爸爸搬了几十台彩电回去。其实那里头都是书。

记者：那后来你父亲卸任之后啊，就是不做省委书记，回到北京之后，他对自己这一段的六年的这个工作，他谈起多不多？

项：也谈过，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惋惜，他老觉得，我记得他老跟我说，他说一个人一生真正能好好做事的时间太短了，我记得他老那么说。我觉得这是他内心的一个遗憾，因为，因为我知道他太想太想做事了。

解说：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

杨：我刚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四条，他说第一，有几种人，你不能给我挡驾，我的老战友，你不能挡驾，华侨及华侨代表，你不能挡驾，老百姓，你不能给我挡驾，哎，还有呢，就是一些重要的工作人员，政府政要，你不要挡驾，我就明白了。那时候家里经常来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破衣拉撒的老百姓，他们老两口能到门口去接，然后去送。他们有这种，这种东西。另外我想提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的名片上，只有我的电话，没有他的电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呢，好像是个小事，其实对咱们中国的这个廉政建设也是个大事情。他使你秘书不能和首长短路，你断不开他和老百姓的联系，断不开他和工作的联系，你秘书无法给他竖一道防火墙，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这个秘书群体就会自律。

解说：1997年１月，项南因心脏病住进了北京医院。项小米说，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她的父亲曾开口向她谈起自己的人生。那一次父女间的对话，她终生难忘。

项小米：我很少哭的，就那次从医院回来，骑着自行车嘛，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特别伤心，就因为他跟我讲了好多。我就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他要走了似的，他才给我讲那么多，就讲他一辈子就做的这些事情，完了怎么受处分，完了这个，他最后，我说的，他说，我们国家就是那个要不是老这样斗来斗去，应该比现在好得多，就那天。我回来以后，我就骑自行车，我记得，我记得哗哗地流眼泪，

解说：1997年11月10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

杨：这屋子布置成灵堂，整个屋子全满了，外屋，整个房子全部是花。然后呢，放不下，就往楼道摆。就从五楼…一楼，就沿着那个楼道，设了三层花架子，全部都摆满了，每天都要把花清理掉一部分，直到火化那天。火化那天可能光鲜花就拉走三卡车。他的朋友非常广。年老的，年小的，你比如年龄最老的，目前还活着的，是王赓重，今年可能105岁了，赵朴老，赵朴老呢，我们后来不太敢去看他，一看他，他谈到项南，他就会哭。

解说：2006年4月，我们来到了项南在北京的家。如今距离项南去世已经九年的时间，但是家中的布置没有任何改变。

（项南家中）同期：记者：这个是，这是会客室。杨：会客室，项老一般会见客人都在这个屋子。那暖气罩呢是1995年。记者：那个暖气罩。杨：就是那暖气罩，那是1995年，有一家搞装修，把这扔到外面了。项老说，这个还能用嘛，和我拣回来，说小杨，咱们就拣回来，他锯好了，放这，还挺合适。记者：那项老他平时，是自己就喜欢动手做东西是吗？杨：对。这吃饭桌子，上面看还挺排场，一看下面，这，这是自己做的。记者：哦，这板条，是吗，这？杨：简直用那不用的东西。记者：这是用这个板条来加固的。杨：嗯。

记者：这上下差异太大了。

杨：您看有些那个民营企业家烧制的那个陶瓷，特别是宁德，作为纪念品送了，那是项老生前送的，就那个绿的，这个蓝的是项老去世后送的。

杨：然后那个梅花呢，写着八大山人，画了一株墨梅，他最欣赏的是梅花了。

记者：他最欣赏梅花。杨：啊。记者：阿姨。

汪：他喜欢这首诗。

记者：喜欢这首诗，是吗？

杨：只留清气满乾坤嘛，就说的是梅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