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的多半是事实，按现行规则他们该走的程序都走了，但是仍然不能服众。为什么？那是因为程序的设计本身就不正义。简言之，“程序正义”从来就不是一切，“程序”一直要受到质疑，要受社会实践和民意的检验，要不断修订，以求接近实质正义（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可以参与公开、公平的竞争，实现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    

       先问“程序”是否正义
  
                  鄢烈山
   
    浙江省组织部门披露将在党校干校培训“富二代”民营企业主，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与此对应，有人提出了“贫二代”的概念，还列出所谓“18条（对照判别的）标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媒体又曝出河南省固始县的所谓“官二代”：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公开”选拔的乡镇长（正科级）干部中，大多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与“官二代”（“贵二代”）对应，会不会出现“贱二代”的说法及其判别标准且不理睬，当今社会上人们对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和固化心怀焦虑，则是毫无疑问的。诸如农村师资力量越来越薄弱，农村孩子的教育大有“输在起跑线上”之势，大学毕业找工作不是比拼能力而是“拼爹”“拼关系”，都是引发这种不安的现实。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社会阶层固化，底层群体自我奋斗的上升通道被阻塞，将导致社群心理分裂和对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本文要讨论的是，维护这种不公平竞争状态的人，他们的振振有辞错在哪里？
    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承认，最后公选出来的12名乡镇长，确实大都为官员之后，但他理直气壮地反问：“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这种偷换命题的狡辩当然很小儿科，因为没人说官员之后就无权当官，而是质疑这样不合正常人才分布概率的结果——为什么都是官员和老板之后,难道只有“官二代”才配当官？

    周部长“鸭子死了嘴还硬”，他的底气来自“俺们的干部选拔程序经得起调查”。这话他未说出口，但用这种话堵悠悠众口的说辞，我们已听到过不少。此前，有官员因舆论压力被问责免职不久即悄然复出，有关部门对付质疑的理由就是这样安排“不违规”；通钢事件初发，吉林省国资委的发言人为国资委重组决策辩解的理由就是,建龙入主通钢在程序上是合法有效的……

    他们说的多半是事实，按现行规则他们该走的程序都走了，但是仍然不能服众。为什么？那是因为程序的设计本身就不正义，那么按这种程序办事的“程序正义”充其量只是小正义，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被承认。以通钢事件为例，国企改制、资产重组排除了直接而众多的利益相关人企业职工的参与，再严格再“完美”的程序都不可能赋予它正义性。

    按照固始县的解释，他们这次公选程序设计了三步走，第一步，符合年龄和行政职级的干部自荐，第二步是经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第三步是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产生乡镇长12人。你看，整个程序设计就是官选官的官场博弈，与“民主”的“民”何干？这种程序设计很像在隋唐之前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袭时代搞的“察举”，官员们也许觉得理直气壮，但社会不可能承认它的正义性。因为它的大前提是维护社会阶层的传递和固化，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即使“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咏史》），人们也不肯承认其正当性，而要反对这种社会传统。事实上，科举制的产生正是社会普遍反抗这种实质不正义的结果，而重新设计的选拔官员程序。

    本文不可能详析人类社会权力和平转移的四种主要程序设计（世袭制、察举制、科举制和民主选举制），其情况颇为复杂，比如科举时代也有世袭残余，考试取得入仕资格做官后仍有察举，也有朝会公推等；而民主选举领导者也有一个范围不断扩大到普选制的历史过程，简言之，“程序正义”从来就不是一切，“程序”一直要受到质疑，要受社会实践和民意的检验，要不断修订，以求接近实质正义（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可以参与公开、公平的竞争，实现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   

    现在，不论是选拔现职官员，还是培养“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其程序设计的大前提是必须符合实现“四大民主”的时代潮流，任何耍小聪明搞的“程序”，即便“认认真真走过场”或在小圈子内搞掂了，也不可能让世人心服口服。

    这些年不少买官卖官的“一把手”东窗事发，倒也未见他们拿授职都“履行了组织程序”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看来他们也明白实质非正义是不能以“程序正义”来漂洗的。民事和政事方面的程序，与刑事司法上为了保护人权“宁纵不枉”，而强调“程序正义”优先，是有所不同的；而法理上也有“恶法非法”一说，有所谓“公民不服从”。

    2009/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