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很恐惧。
　　　　
　 这不是矫情，8年新闻生涯中，从来没一篇稿子，像写这篇《上海乌龙剿匪记》这样让我心惊胆战。
　　　　
　 从在爱卡网上海分会看到事主哭诉的第一篇帖子开始，我就在想到底做不做？警察抓捕偶尔出错，这样的新闻是否具备挖掘价值，形态上是否够分量。这是专业上的考量。
　　　　
　 更多的，是报道风险上的权衡。
　　　　
　 我想起流传在爱卡社区上海分会的一个小故事，故事主人公反复念叨的一句台词就是，“他是警察，警察总归有他的手段”。这事，还不是一般的小警察，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803，警察中的战斗机。这是和警察为敌，我怕。
　　　　
　 一边是警方在技术环节上的衔接失误，以及习惯化的特权和傲慢，一边是同行们的传统新闻操作思路，使得部分上海媒体被拖进来，与之共同铸就了这个乌龙。这个戏剧性环节，增大了新闻形态的份量，同时也增加了一个假想敌。揭同行的丑，素来是业内大忌，何况那边多有友朋。这是和同行为敌，我也怕。
　　　　
　 思前想后，决定先去看一下。小区离我家很远，开车从中环过去来回得将近两个小时。自己跑了两天，选了三个点，又让实习生再去做了两天面上的补充。
　　　　
　 这几天里，我看到了当事人半夜惊魂的愤怒，难以言说的恐惧。比后来风靡网络的王老吉故事，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女主人惊魂未定的问题，“听说法律规定特警执行任务可以打人？”反复体察这种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滋味，我倍觉酸楚，在归途的车上和助手两人都默默无言。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几乎可以通用一切的名言，谁叫你生在中国？
　　　　
　 直到上版前的当天，编辑小潘还在认真的问我，你考虑一下，这篇稿子到底上不上，毕竟你在上海啊。我想起那个年轻的大学生苦主，也是这样子和女友商量，“要不就这样子算了？毕竟我们在上海啊！”
　　　　
　 是啊，和文中的诸多苦主一样，我也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生活，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里有我亲爱的妻儿，有没有绿标的车子，有还在供着按揭的房子。
　　　　
　 查了一下报社的0A，去年一年我缴纳了个税近2万元。我想我没有再犹豫的理由了，你是一个纳税人。我这样自己给自己壮胆。倘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幸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说出心中的恐惧来，替那些沉默的“底边弱”群体，也替我自己。　　
　　　　
　 报道出来了，当我看到我的私人博客上五毛党的跟帖达到创纪录的450多条时，我甚至有点兴奋（也算是给我贡献了点击率）；当看到那些在短时间内查找出我的私人信息，挟裹着威胁和辱骂的帖子时，我奋起还击，提交本报法务部门处理；当在广州的酒吧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提醒我小心小心再小心时，我也在故作狂放的放言，来明的他们肯定不敢！我不怕！
　　　　
　 其实我知道，我害怕，我没有理由不害怕。我害怕我没有绿标的车被选择性执法；我害怕哪天走在街上有流氓团伙的混混突然找碴打我一顿；我更害怕盗窃团伙的线人半夜到我家里骚扰一番，惊扰我五岁女儿快乐的美梦；我还害怕头破血流、狼狈不堪的报警、录口供，之后陷入破案遥遥无期、身心俱疲的漫长等待。我想我一定会有强烈的挫败感。
　　　　
　 当然，作为“别有用心的南方媒体”的一员，我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起5年前本报的惨烈遭遇，会想起几个月前本报系在西南某省遭遇的压力。我想，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样性质的机构吗？
　　　　
　 见报前，几乎没有警察愿意正面接受采访。见报后，报社收到了一份迟到的回函，这份温和的回函依然没能消除我内心的不安。其实我也一直在等待上海警方能直接找上门来（我甚至在见报前给上海市局的传真上留下了手机号和宅电），这样，我也许会握着某位高级警官的手说，不打不相识，希望你们不要计较，我们交个朋友吧——但我希望是诤友。
　　　　
　 就在半年前，我曾经致信上海市局张学兵局长，要求查明我驾车路遇的某位执法规范的杨浦交警身份并代为致敬（杨浦分局后来将我这封信连同简报下发全局）。即便在这个乌龙里，我也尊敬那个帮江西小兄弟找回金项链的预审警察，我甚至能理解那个后来被写入报案笔录的喝王老吉的警察，那么闷热的天，全副武装的装备，换了我也会口渴难耐。
　　　　
　 我还想说，我无意与你们为敌，我只是一个公民，一个纳税人。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只能奉承不能监督，动辄翻脸（像五毛的典型跟帖“有本事被偷了不要找警察”一样）的纪律部队，不是我这个纳税人想要供养的。
　　　　
　 我甚至在想，假如异位而处，让我去做他们的宣传处长或者政治部主任，我一定会认真的告诉我的警察同行们，什么样的宣传才是真有传播效果的宣传。什么样的警察形象，才是法治社会里公众所期望的。
　　　　
　 我内心的恐惧，我说出来了，我想我的灵魂能得到些许安宁。
　　　　
　 2009-8-22，本稿原系窜访南粤期间，南都深度专刊编辑约稿，后因故未上，删节版转发本期南都周刊记者生涯专栏
　　　　
　　
　　参考资料1：2009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给本报的回函：
　　　　
　　回函　　
　　
　　南都周刊：
　　　　
　　首先，感谢贵刊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公安执法工作的关注和监督。今年以来，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本市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开展以“迎世博、保平安”为主旨的打击整治攻坚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和支持。
　　　　
　　其次，就来函中涉及的问题作如下答复：
　　　　
　　8月4日，我局开展了一次集中抓捕和整治行动，涉及本市闵行等三个区多个抓捕点，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5名，已查破各类刑事案件240余起，调取手机、电脑、摄像机、手表、金银币、人民币现金等大量涉案物品。目前，抓捕、追赃、审理等后续侦查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
　　　　
　　对银都路2688弄的集中抓捕和整治行动中，XX号201室、XX号312室与412室、XX号313室的居住人员，经核查未发现违法犯罪嫌疑，即解除控制予以放行。之后，经与相关当事人坦诚交流与沟通，取得了他们的充分理解。
　　　　
　　最后，真诚希望贵刊继续支持上海公安工作，并给予更多如实正面的报道，联手共创平安上海。　　
　　
　　注：本传真时间为8月14日晚18：06，但无落款无公章。经与上海市局联系，确认为该局回函。
　　　　
　　
　　参考资料2：2009年2月给上海公安网局长信箱的邮件。
　　　　
　　张学兵局长阁下：
　　　　
　　你好，此番来函，特为表扬在杨浦区营口路翔殷路口执勤的一位不知名交警。
　　　　
　　本月13日早晨8时许，我开车送太太上班，从营口路自南向北开，到翔殷路口左拐，时值左拐绿灯变黄灯，因赶时间，我紧跟前车开出停车线数米，几乎闯灯。
　　　　
　　这位交警先生正在路中指挥交通，在做出停车手势后，又向我摆手示意，我误以为要靠边听候违章处理，正准备靠边。这位警官快步过来，解释其手势是让我摆正车身倒车，以免挡住东西向车流，随即指挥我打轮倒回左拐车道停车线，并在随后直行灯放行时，继续指挥我前行到最便利的左拐弯准确位置等候变灯。
　　　　
　　此事过程极简单，但难得的是，该警官自始至终态度热情，动作规范，不急不枉，不愠不火，并且，自始至终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短短几分钟，对他来说，不过是数以万计执法行为当中的一个，对我来说，却深为感动。
　　　　
　　作为一个菜鸟司机，我曾碰到过守候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梅园路口，专门围堵外地车牌，态度僵硬，以罚款为目的的警察，也曾在淮海中路碰到过情绪焦灼，高度紧张，以训人为乐趣的警察——没错，我承认这就是我感动的主要原因。
　　　　
　　我太太说，这位警察先生经常在这个路口执勤，一次她骑自行车陷入路口变灯时的车流中，也是他从容走过来，和气的帮助她从车流中脱身。
　　　　
　　遗憾的是，这位不知名的最基层警察，我未能记住他的警号，也没注意他的警衔，甚至没能记清楚他的长相，只依稀记得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敦实个头，甚至有点帅或酷？
　　　　
　　我相信，这位先生若脱下警服，也是一个普通的丈夫、父亲和儿子，也得为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奔忙，也肯定会有他或多或少职业内外的压力、牢骚和心事。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其执法之严格、服务之平和、引导之准确，我相信，背后一定是他对警察职业的真正感悟和对人性的历练与把握。
　　　　
　　记得前公安部长现中政委书记周永康有一句治警格言，即“人要精神，物要整洁，办事要公道，待人要和气。”这是我非常推崇的一句话,我想，无论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变迁，倘若局长阁下治理下的上海警界，多一些这样朴实无华、平和中正的警察，诸多令人遗憾的冲突乃至悲剧性事件，发生概率一定会大大减小。
　　　　
　　谨以一个公民和上海市民的名义，并以此函，向局长阁下，表达并请转达，对这位不知名警察先生的敬意！
　　　　
　　2009年2月14日凌晨。
　　　　
　　注：3月5日杨浦分局政治处来电，查实是该局交警、一级警司金海波先生，并将此信作简报加编者按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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