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在建煤矿与当地村民因施工引发的纠纷，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按理说，对云南省委宣传部这个通知我们应当额首称庆，但老衲此刻就是提不起精神来。这里面有问题。如果“刁民”“恶势力”“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这等用词是一些官员执意要用的，那么仅仅要求媒体拒绝使用有意义吗？某些官员将一些事件写成内部报告时，尽管用那些自欺欺人的说法蒙混过关，事情的处理结果还是一样。“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不能用了，一些欺上瞒下的御用文人也会想出别的词和说法代替。反正就是一个准则，把一些事件的责任推给群众，让某些应当担责的官员逃脱责任。

有些事件，性质与云南省陆良县这场纠纷类似。而事件的真正起源，则是民间怨气长斯积累的结果。某一天，或许一件小事，或许是某个谣言，民间的怨气总爆发。这时候一些官员往往要么加以压制，要么故意激化矛盾。压制是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常常因方法不对，难以达到目的。故意激化矛盾，有复杂的地方政治因素。有人就是要让某些事件闹大了才好打倒某些人。有时候，这又是某些地方利益集团的一种策略。某些事不可收拾了，就得让它闹大，弄成国际影响。这时，一些境外媒体关注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声音出现了，某些地方利益集团就赢了。因为这样可以将事件说成境外组织策划、煽动的，且“证据”大把大把的。

中国的宣传部门意识到用假话、空话、套话做报道，除了为一些官员掩饰过失外，没有人信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了不得的进步。一些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原本是基本的新闻学常识，如何被扭曲变形了，直到至今都是这种状态呢？老实说，这种病态现象的形成不在媒体。

在中国主要领导人这些年不断要求提升媒体监督之后，一些地方一方面对中央领导的这个要求有意无意地打折扣，一方面他们对媒体采取了更多恩威并施的措施。恩就是笼络媒体，不用多谈。威就是打击媒体。朱文娜等京媒记者，地方县官之类的人物说抓就抓。如果记者确有的小问题，那一定被坐实了。就算没问题，经过一番牢狱之苦，也会得到某些“教训”。

涉及某重大地方事件，京媒、外省媒体可以超然些，本地媒体就很难。不按某些官员意志做虚假报道，那不用等着瞧，或许早上见报了，没等早餐用完麻烦就来了。在这件事上媒体找不到错处那可以在另外的事上找。媒体必须每天有大量文字、图片、视频之类的东西，要找你的错处并上纲上线，轻而易举。还有就是媒体的生存，那更是致命的。某官员下一个狠招，就可能断了媒体的主要财路，令媒体不得不倒闭。

因此，仅宣传部门要求禁用“不明真相”式报道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办法管好官，就算把媒体官好了，也还是没有实质意义。但是，如何管好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