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闻得知：苏州工业园区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8月24日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今年恰巧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15周年，那就写篇随感吧。　　

当年新加坡有500亿美元储备而想把其中的10%投资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国内众多城市趋之若鹜，争抢这块“肥肉”，我们山东的二线城市威海也曾参与其中。　　

时任总理吴作栋来到威海后不禁忘情的说道：来到威海，使我想到了新加坡。意向非常明显。当然在考察的众多城市中，他们对苏州印象也不错，有部分内阁成员赞成选择苏州。　　

回国后两派进行了辩论，僵持不下。于是咨询“国父”李光耀。这条政坛的“老狐狸”意味深长的说：中国是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政策容易朝令夕改。既然是投资这么重大的事情，看一下现任中国领导人和后任领导人的老家，不就很明白了吗？　　

一锤定音。（江的籍贯是江苏扬州，胡又在江苏泰州长大）　　

15年了，这种状况却没有显著改变。说白了就是“人治”而非“法治”。　　

于是从政你要“唯上不唯下”，首先要“政治正确”，跟对领导。最近连续有两位省部级高干被开除党籍、公职，外媒评价他们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　　

 从商你也要找好后台，“政商勾结”，成为利益共同体。当国美老板黄光裕倒台，我们知道他倚仗的后台失势了。　　

 因为是“人治”，在需要人民群众的时候，就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出现群体性事件了，人民群众又变成了“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　　

 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俨然成了政策的代言人与二传手，就像周润发端坐菊花台，悠悠而强硬的说道：朕不给，你不能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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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新加坡经验我们又学到多少呢？　　

新加坡同中国一样属“威权国家”却治理的井井有条，成为国际社会的典范。廉洁、高效是世人对新加坡政府的普遍看法。　　

  对于腐败问题，他们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并严格限定受贿标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官员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相结合早已被证明是遏制腐败的治本办法，那为什么在中国推行还这么难呢？道理很简单，最主要的是触动了当政者的利益，另外怕实施后大量财产转移海外，“肥水流了外人田”。　　

  改变传统的“人治”思维，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举个例子来说吧：某个职能部门，以前企业去办理业务时，必须找官员签字，不仅花费时间长，而且为官员们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后来该部门规定，受理企业申请后必须在X天内处理完毕，结果深受企业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