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八7 年中译本， 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F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 《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F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 ）“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 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