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近年，身陷囹吾的贪官污吏以假立功换取轻判的现象十分普遍，福建和江苏等地最近便发生多起类似的闹剧，据《检察日报》披露，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检察院驻看守所的张检察官感到纳闷：被告人吴国泰被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刑五年，两天前还为自己无从轻情节叹息，两天后却传出有重大立功。追问之下，吴交代立功线索是别人从监外提供给他的。另一名受贿金额不小的被告，因有立功情节被一审法院轻判七年徒刑，二审期间想再立“新功”时，未料为其提供检举线索的派出所长东窗事发，假立功真相才浮出水面。

大陆刑法规定，在押罪嫌检举立功可以获得减刑甚至免除刑事处罚，于是涉罪官员争取立功成为其减罪轻判的最后一条门道。然而检举揭发不能信口开河，必须提供当局尚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并经公安检方侦办破案，才能确认“立功”情节。从福建几宗假立功案来看，贪官提供的情报线索还真是“有料”：有在逃罪嫌的窝藏地，也有黑社会成员潜逃点，警方据此逐一将相关的在逃人员抓获。由此可见，假立功的“假”不在这些贪官检举内容本身，而是情报线索来路不明。一般来讲，除非本人直接参与共同犯罪，关押在看守所的贪官们很难提供重大刑事举报线索，但事实上，他们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刑案情报，并成功换得减刑。这就说明贪官们虽然案发落台，但身在牢狱，仍可将司法玩弄于股掌之上。

事实上，假立功不是贪官一人可以搞掂，背后一定有系统工程，需要多人密切配合，组成内外勾结的诈骗团伙，其中最重要的是收买司法人员。从福建检方公布的案情来看，在押贪官的检举线索都是亲属、朋友打听或通过关系找来的，再通过不同渠道将情资传进看守所，送到贪官手上。更有甚者，福清一名派出所长将两起抓获在逃疑犯的讯息告知一位取保在外的贪官，亲自指导其写举报信，并出具立功证明材料，法院据此对该贪官轻判两年。

更不堪的是，有的被查贪官本身就是执法人员，本来就掌握一些犯罪线索，自己案发后就拿出来举报立功，这根本就是徇私枉法，理应罪加一等。如果任凭司法官员故意放着「犯罪线索」迟迟不予查处，甚至待价而沽，以备自己不时之需，岂不是无法无天，天下大乱。

虽然早在今年三月，最高法院、检察院就已发出文件，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立功、量刑的认定作出规范，但是，造假造到监狱，并形成完整腐败链条的活生生现实，证明一纸法律空文，已难抵司法腐败的滚滚浊流。为政者若再不清醒，从严反腐治吏，国家法制迟早荡然无存，公理迟早丧失殆尽。

除了狱内“立功”，还有“裸体”做官，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有1万多中国腐败官员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许多人至今逍遥法外。新华社的一篇文章则披露了中国贪官外逃的种种伎俩，不少贪官早就有出逃准备，于是先把家属在国外安顿好，一旦自己的问题东窗事发，他们就潜逃国外，由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欧美等国的移民。

现在世界走向地球村的时候，中国官员要取得外国护照；是一个比较普遍而容易的事情。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新华社就报道他有九本外国护照。国际大环境的变迁，更有利于中国的贪官。所谓“裸体”做官，就是事先把自己的妻子、情妇、子女安排到发达国家“留学”、定居、移民国外，自己在中国打拚；所谓“打拚”就是利用权力残害国家、盘剥百姓，一旦东窗事发，就脚底抹油，跑去国外。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对此表示，中国官场腐败在全世界比较突出，根子在政治制度。他说，要杜绝腐败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但是在中国这种大范围的贪污，比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我想问题都特别突出。那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第一方面，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是怎么让问责制、权力的平衡机制、监督机制、司法机制能够更公正客观。而加大制度外、机制外的监督，即社会舆论力量，非常非常重要。苏展表示，尽管体制内的监督不能杜绝腐败，目前仍有必要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力度和效率，“在现在这个政治体制下，是不是能够够适当地解决一部分问题，我觉得这还是可行的。第一方面，就是在体制内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肯定还是要加大力度。包括处罚的机制。象银行贷款这些东西的话，不能让一个人，少数人或者一、二个部门都有过大的权力。”

苏教授表示，中国一些在逃贪官利用了西方司法制度对人权的尊重，“西方的司法应该说是它独立于政府政体之外的。它有一套的程序。实际上西方的法律，更多的设置是为了保证每个人能够公平的对待。同时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公正、公平同时它可能使得保护这些政权的人，能够充分利用这个东西拖延好多时间。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呢都解决不了。”

苏教授说，也许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配合中国抓捕、遣返在逃贪官方面不够积极，但是要知道西方国家有一个认识：中国官场贪腐的根子在于它的制度。不过，一些西方政要已经开始表态，表示不希望他们的国家成为中国腐败分子的庇护地，“应该承认，就是西方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这个打击贪官基本上还持着一个应该说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西方人认为，根本的东西是你体制的问题。好多贪官实际是你体制本身造成的。那怎么让我去跟你配合呢？如何看今天西方对今天中国贪官好多，他们国家的态度和十年前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西方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你要看看不管是从加拿大、美国、或是欧洲来讲，好多政客都公开讲了：他们国家不希望成为中国贪官污吏的避难之地。关键这个态度已经有了。但是怎么去积极的解决它，这个需要时间。”

贵州权益人士陈西表示，有人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中共就会亡党，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普遍存在的贪腐也使得中共党内的贪腐分子纠集成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在被问到对于中国反腐防腐有什么好建议的时候，陈西表示，“在目前一党专治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的。也就是说，除非能够动员起民众已任以制度上的一种有效的制衡、制约才可能有效地制止这个贪官。”

然而，中国的众多老百姓，似乎对加强社会舆论力量，争取对问责制、权力的平衡机制、监督机制、司法机制能够更公正客观。而加大制度外、机制外的监督，充满了信心，并为此前赴后继、不懈努力、顽强奋斗。

自2008年开始的网络问政事件，不仅展示出了民间透过网络向政府表达的，除了生硬的博弈外，还有温和的陈情；而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主动，通过网络表达民主诉求。制度化的网络沟通管道尚未建立，但其雏形已现。

《南方都市报》曾针对这一趋势，就相关话题与三位专家展开研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在几大公共事件过程中，网民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不仅震撼了海外，也震撼了中国的高层。胡锦涛上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有着指标性的意义。领导人看到网络上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帮了政府很多忙，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普通民众在网上做到了。

社科院教授闵大洪认为，虽然胡锦涛与网民的对话时间短暂，但对执政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说到底，这是一个善待互联网、善用互联网、善管互联网的关键问题。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说，高层相当高调地支持、鼓励网民关心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从网络到实际的政府部门实现对接。这样就能够通过网络发现民间的声音和建议，当然也包括批评。要考虑建设一些程序或者平台，把它制度化。

汪玉凯说，现在的网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白领、官员、学界等各种阶层都开始接触网络。高层官员也开始高度关注网络，和网民见面，上网聊天，网上征求公众意见，把政策放到网上让公众讨论等等，网络已经成为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吸收民意的渠道。

网络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式，给社会公众以非常大的发言空间，Web2.0技术使表达、互动成为非常自然的现象，也使网络表达更具有多样性。过去网络提供的信息是被动的，而现在可以在网上进行互动。技术进步给人类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和支持。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平台激荡发酵。网络舆论的多样性、离散性、复杂性在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目前来看，中国这几亿网民，在中华民族的整体中应该是素质比较高的群体，所以中国的网络民主应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随着网民数量的壮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产生的正面作用也非常积极。

不过，国外的网络民主是配合选举民主来开展的。奥巴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很多国家也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做法，公众性人物、公职人员、领导人都会通过自己的网页平台或者博客接受信息，也表达他自己的信念和对政策的主张。另外一方面，公众会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很多意见，传统纸媒、网络媒体，再加上公众论坛，能够比较好地做到民意沟通。

中国网民的进步，在于向网络公民的转变。但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熟密切关联。如果我们的政治结构本身不合理，民众对这方面有很大的情绪，就只能通过网络发泄。你也讲，我也讲，舆论就是力量，网络公民的形成，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成熟，必定将推动政治制度的进步。这样，诸如狱内“立功”、“裸体”做官的丑行与罪恶，在舆论的阳光下无所遁行，国家法制、社会公理迟早会在网络公民的舆论中得到应有地位与尊严。

推荐阅读（请点击下列标题）：1）过度解读达赖访台，对台海发展毫无正面意义

2）京奥周年，中国并未还世界一个惊喜 3）林彪在无奈中“投敌叛国”

4）强力维稳太成功，就不会想民主 5）中国环保恶劣，是否也是“集体癔症”？

6）500万征清官除村霸的背后昭示什么？ 7）摸着石头过河，河的宽度是200年

8）许宗衡的情妇和“兄弟”  9）民族自治不是分裂国家，民主宪政保障国家统一

10）悼念卓琳 重温小平10大警告 11）“爱国贼”嘴脸：美国人代表中国“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