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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如何“倒逼”改革?

2013-11-20 15:43:17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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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如何“倒逼”改革?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习主席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这是免于“谈社论资”而非常求真务实的规律总结。试想,一切有序,正能量勃发,为什么要“改革”?那么,本文所述的几个长期以来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知将如何“倒逼改革”?何时能“逼”出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了(以下简称《改革决定》),执政党再次领导新一轮改革,老百姓获得了一些鼓舞,有一批看似解决实际问题的举措,尤其在经济、反腐、法治等方面,显示出执政党新一届领导的魄力。剩下的应当是对这些决定一一落实的问题。落实好了,中国当有新的发展。

11月14日看到《新京报》一篇文章《习近平: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眼前一亮,文中介绍,习近平主席9月份在与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时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再次显示了习近平主席务实求真的作风,使我们想到了习仲勋同志的当年,想到他在“《刘志丹》小说冤案”以及土改和大饥荒中许多务实求真、令人敬佩的执着,想到他主政广东,迎着各种“问题”而上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改革开放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气魄有与智慧。

但读者也许注意到,笔者在说到三中全会《决定》对老百姓的“鼓舞”时,说的是“一些”,而不是“很大、极大”——何故?因为我们看到:仍然有一些“问题”不知会不会“倒逼”改革?何时“倒逼”改革?有些“问题”为何未能在《决定》中找到明确的解决路径和规划?这些涉及全局和根本的“重大问题”如何能“倒逼”改革呢?

一、“征地、强拆”——这是不是重大问题?《宪法》该如何解释?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在我国,土地只属于国家或“集体”,任何个人皆不拥有土地,只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任何房地产商需要土地,只有找“国家”购买使用权,还得看谁出的价高,以示“公平”。于是各地涌现出争着出高价的“地王”。一些政府对此窃喜。

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是土地拍卖价的百分之一或略多一点于是,“国家”亦即政府成了土地唯一的征用、拍卖方;于是,到处爆出天价“地王”;于是,开发商用地成本升高房价必然居高不下;于是,政府成了“公司”,赚得盆满钵溢;于是,地方“GDP”很光鲜,官员“政绩”赫然……但对于失地者——那些祖祖辈辈一家数口依靠那一亩三分地生存的失地农民的“补偿”,却往往只有政府拍卖土地价的百分之一左右(如某旅游大县,拍卖一块一亩不到的地块,起拍价就是320多万,落锤价高达500万,土地出让溢价高达73%!但给农民的“补偿”水田每亩约5万,旱地每亩仅4万多。此可管中窥豹。参见文末资料索引1);而2012年深圳南山后海T107-0069宗地拍卖价竟也高达约574万元一亩……如此地价,房价岂能不高?百姓如何买得起房?房价屡抗“调控”居高不下谁之过?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换来的是什么?答案是很显然的。

这时,我们不禁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想到1949年“土改”后农民捧着“属于自己的土地”时那喜上眉梢的笑容,他们由衷地高呼“共产党万岁”!……可几年后土地就又归“集体所有”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又一无所有了,而如今……?我们不知《宪法》如何解释:为什么城里人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厂房、机器这些生产资料,且有《物权法》保障,而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城里人一样拥有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土地?公民平等待遇何在?

政府积极“征地”,积极“强拆”真的完全是因为“国家公共利益”吗?征地补偿与拍卖结果之间99%左右的差价哪里去了?——正由于“征地、拍卖”有着巨大的利益驱动,所以一些人全然不顾中国的“政府”之前还有“人民”二字,他们直接把政府当成“合法而强势”可以赚取暴利的“公司”(某全国人大代表语);全然不顾农民失地者往后以及他们后代的日子怎么过,这几乎到了良心泯灭的地步——否则何以给失地者的“补偿”低到无以挂齿,可怜这般?

正由于“征地”的利益驱动,导致“强拆”以“执法”的名义越来越“强”,且屡屡出现“血拆”惨案,真可谓利令智昏;一些“政府”对那些失地农民和被“强拆”公民的上访喊冤实行无情而野蛮的打压,动辄“劳教”或“被精神病”,甚至官商勾结做出更“黑”的不齿勾当,给执政党脸上抹黑,造成新的冤案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淤积,恶性循环——而且这一切,“政府”却皆以“法治”和“国家公共利益需要”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实施着,动辄还对一些抗拒征地和强拆的公民给以法律制裁!——关于“征地、强拆”的案例、群体性事件还需要笔者在此铺呈吗?在新一波“城镇化”浪潮已经到来之时,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该不该“倒逼”改革?

如果说《改革决定》关于“集体土地可以上市”等已经对此有框架性涉及的话,那么,我们将拭目以待下一步的具体落实和进展的实际状况。而在“征地、拆迁”中,一份给失地农民或其它公民的补偿表,一个关于征地、拆迁补偿金额和土地拍卖成交价之间的差价数据,能否实事求是站在百姓、农民的立场考虑他们眼下和未来的生活及合理收益,就足已判定我们的政府还姓不姓“人民”!足以证明这样的政府还有“政治合法性”几何,足以证明公理、道德还剩下几分!

二、民众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公示”立法问题如何“倒逼”改革?

反腐利器“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问题,全国民众包括某些人大代表,呼吁了近20年,为何总是出不了台?为何总是要等到官员“落马”,他们的房产、存款等等才得以“公示”?如此马后炮有意义吗?据说在全国人大曾对此立法有过讨论甚至表决,但最终未能通过——何故?可想而知,当人大代表主体为“官员”构成时,他们如何“革”自己的“命”?这岂不太“要命”了?这就又涉及人大代表“官、民”合理构成的老问题了,这涉及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中所说过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人民”的概念问题也就是“民主”之“民”的概念问题,另文再论。

诚然,有人说“官员财产公示”并非灵丹妙药,俄罗斯官员财产倒是公示了,可他们的腐败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此话固然不错,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反腐败肯定有一个时间和综合治理问题,谁也不会幼稚到认为腐败现象一两年内可以根除——但这不等于说实践检验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显效的此项立法,在中国腐败丛生的当下却可有可无,而俄罗斯今日腐败状况也未必代表数年后仍然如此。诚然,任何一项单一的立法都不可能是遏止某种犯罪的“灵丹妙药”,但我们能因此而不立法吗?杀人、抢劫、强奸在各国都有严格的立法和极重的惩戒,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使这些犯罪绝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法律便可有可无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谁不愿公示财产,就一定是贪官!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公示自己的财产。”(点击23秒视频)——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示?

可以说国人呼唤20年的一项反腐败立法竟然不能实现,民主何在?且《改革决定》中也为未及此项,这使得百姓感到失望而泄气,面对腐败丛生的现状,我们不知这究竟算不算“重大问题”?该不该“倒逼”改革?要何时才能“倒逼”出改革来?对此,我们如何“自信”?

三、“劳教制度”废除了,守法公民、律师如何真能免于恐惧?“宪法监督程序和机制”何时可以建立?——这是不是重大问题?

感谢执政党关注民意,顺乎民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废除了违宪、违法的“劳教制度”。仅以重庆为例,多少因在论坛发一句牢骚、发一条微博而被“劳教”折磨的受迫害者终于获得公正平反,重见天日!(见文末视频纪实)

但是,我们却无法再有当初的那份激动和欣慰。因为,我们在尚未见到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出台时,更未见“社区矫正制度”问世时,却见到了对“寻衅滋事罪”“颠覆罪”和所谓“网络谣言”这些刑法条款司法解释的“口袋式”应用——政府可以信口开河发布虚假信息(如“休假式治疗”、“躲事发现场,一男游客拍照发微博被“警察”抢过手机并逮捕猫猫死”、“钓鱼执法”、政府网站发布电话空号等等),可我们何曾看到有发布此类信息责任人被刑拘的?然而就在前不久,我们却看到有十几岁的未成年中学生娃娃因发微博论及某事件,因数据有出入而遭拘留;我们还匪夷所思地看到为患重病同学街头募捐而被政府“叫停”;我们还看到一些因在街边举标语牌、横幅以示诉求的和平公民却被以“寻衅滋事罪”或“颠覆罪”逮捕;我们更看到在“凤凰古城”一次群体事件中,一位游客因用手机拍照、发微博而遭到粗暴对待并拘留——可实际上他们并未有“寻衅滋事”,更没有“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举抗日的牌可以,举歌颂的牌可以,举其它什么牌问题似乎也不大,唯独某些内容的牌一举必遭“法办”;而现场发出有关事件的信息又何罪之有?为什么政府敢做却不敢当?我们有哪一条法律规定政府执法场面属于“政府隐私”或“国家机密”公民不得拍照?不许公民拍照的场面却被拍照并报道,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嘲讽?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已经全世界满天飞,在当今还有什么可以瞒天过海吗?公民究竟还有没有说出事实、表达意见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宪法》该如何解释这一切?这样难道就叫“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这难道不是“重大问题”?

如此抽去“民主”底板而缺乏公平公正的“法治”成了什么呢?真的不敢说下去,不敢想下去!若照此办理,废除“劳教制度”又能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增加多少保障呢?“劳教制度”废除了,而那些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众疾苦的守法公民、律师们,那些身遭冤屈的底层民众,在他们正当表达意愿和诉求时,还不是时时处于恐惧之中吗?法院诉讼难,上访不行,举牌不行,动辄涉“寻衅滋事”或“颠覆罪”遭拘留,这是要把一些人逼向何方呢?如此“法治”符合《宪法》吗?

我们坚决拥护实事求是依法打击网络各种犯罪,包括恶意造谣扰乱人心、恶意中伤等;国外也有在非常时期对明显煽动参与骚乱者刑拘的。但是,我们如何划清个人见解、诉求的不同以及对事实的公布与“造谣、煽动”的界限?如何划清凭空捏造和与事实有出入之间的界限?“寻衅滋事”入罪的标准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对此的法律判定要不要以“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事实为依据?抑或指鹿为马即可?是否因一条或几条微博、博文即可冠以“颠覆罪”?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政府有意发布虚假信息与公民的同等“违法行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否则如何体现司法公正?

当我们看到某些“法治”现实已明显违反《宪法》时,我们仍然要坚持做守法公民,我们并不想与当前执政者强硬对抗而影响“稳定”大局,那么,我们除了呼吁“宪法监督程序和机制”的尽快出台,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何在?个人公开表达诉求究竟依法有何限制?面对司法实践中的违宪或疑似违宪问题,建立《宪法》监督程序和机制——这难道不是重大问题吗?

胡锦涛、习近平两任总书记所说的健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依宪执政”何时才能被问题“倒逼”而成为现实?用《环球时报》的观看来说,中共有着很强的“决策力”,凡是要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废除劳教制度、新《旅游法》禁止强制购物这些顽疾几乎一夜之间便消失殆尽!所以“健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岂有办不到之理?这已经关乎执政党是否言行一致的问题了。

当然,看不到进步也是片面思维。毋庸置疑,即便当下仍存在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弊端和现象,但与“前30年”相比,与在大饥荒中老百姓连外出逃荒要饭的自由、自主创业的自由、选择居住地迁徙的自由、一丝一毫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前30年”相比,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度还是提升了很多,也正因为此,才有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井喷”般的爆发。可是,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在自媒体已成世界现实的今天,我们只能进步,我们不可能回到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收听国外广播被定为“收听敌台”罪而公民对世界两眼一抹黑的“前30年”,我们如果总把目光朝向曾充满曲折和荒诞的后方,而不是向着政治文明的前方,朝前看,往前走,那么结果只能是两个字: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不走老路。

如上述一类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问题、人大代表“官、民”比例应当反映社会常态从而保持“人民性”的问题,《选举法》如何进一步体现《宪法》要求而应继续修订的问题,这都是极具根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关于此,笔者曾有专文,如见拙文《中国式选举:进步•尴尬•突围》等。在此不赘

习总书记说得好:“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以问题引领改革是实事求是的路线,这与“走老路”和“走邪路”皆无关。当一些人热衷于“谈社论资”时,应该复习一下习主席说过的话。不过,记得若干年前胡适也曾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们期待“问题倒逼改革”的行动,我们期待兑现宣示和承诺,我们对新一届国家领导寄以厚望!□

2013年11月20日  

【参考文献索引】

1、习近平: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2、一亩不到的地块拍卖500万,给农民的征地补偿仅4万多(官网)

3、国土资源部一批“土地拍卖公告”(官网)

4、地王频出,高地价如何迎来低房价?(2013.5.)

5、天下奇闻: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罪行是比较严重的”(新浪博客)

6、刘萍涉“颠覆罪”被捕(另:一位律师的博客

7、贵州金黔在线:凤凰古城事件现场,一男游客拍照发微博被拘

8、他们锲而不舍 仍在要求官员财产公示

9、张春生:健全监督机制  保证宪法实施

10、晶报:擅发虚假政府信息 理当被究责

11、应学俊:中国式选举:进步•尴尬•突围

12、【腾讯视频•纪实】那些奇怪的“劳教”(重庆亲历者的沉痛讲述)

13、应学俊:看看房宁眼中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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